1935年初，日本制造“日華親善”的空氣，以麻痺南京的國民黨政府。但就在同一期間，日軍策劃的分裂華北的新陰謀卻緊鑼密鼓地實施起來，在天津的日本“中國駐屯軍”表現得異常活躍，其參謀長酒井隆宣稱：要貫徹華北分離政策必須先把中央軍、舊東北系以及國民黨黨部逐出華北。在酒井隆的策劃下，5月間，日軍在河北省連續挑起兩起事件，並以此為借口，最終導致了《何梅協定》的出籠。
1935年5月2日晚，天津同權報社社長胡恩溥在日本租界北洋飯店遭暗殺身亡。數小時后，振報社社長白逾桓在天津日本租界寓所被暗殺。胡、白二人均系接受日本津貼者，他們曾受日本軍方指使，發行中文報紙，鼓吹所謂“泛亞細亞思想”。案發后，日方表示，行刺胡、白系國民黨特務所為，稱胡、白被刺案與藍衣社、憲兵特務隊和青紅幫有秘密關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虎、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是具體指揮者，且國民黨河北省當局“知之有素，事后則佯無所聞”。
正當胡、白案發生之時，日方突又提出所謂孫永勤問題。1935年春，熱河省抗日救國軍孫永勤部因關東軍“圍剿”，被迫越過長城進入停戰區遵化縣內。5月，面對日軍的“搜剿”，孫部大部分官兵犧牲，余部退到遷安。但日本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指責由於中國官方的庇護，孫永勤部動輒向“中國領土內逃退”，因而日軍不能消滅孫部，並說遵化縣長等確有庇護孫永勤部的事實，還認定中國當局援助東北的義勇軍孫永勤部進入灤東“非武裝區”，破壞了剛簽署的《塘沽協定》。
5月29日到6月10日，高橋坦、酒井隆利用上述“河北事件”大做文章，他們自稱代表關東軍、中國駐屯軍到北平居仁堂約見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有必要把天津、北平包含在停戰協定地區”，還提出多項無理要求：如蔣介石應放棄對日陽表親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備的二重政策﹔將憲兵第三團、軍分會政治訓練處、國民黨黨部及藍衣社、復興社等有害於中日兩國國交之秘密機關撤出華北﹔撤走上述機關的實力后盾中央軍第二師、第二十五師﹔罷免事件的直接間接當事人蔣孝先（憲兵第三團團長）、丁正（副團長）、曾擴情（政治訓練處處長）、何一飛（藍衣社平津辦事處處長）﹔罷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及天津市市長張廷諤﹔將於學忠任軍長和“切斷日軍平津軍用電話線”的國民黨五十一軍撤退到河北省外﹔取締中國國內的排日組織等。高橋坦、酒井隆的言行讓何應欽感到“受到侮辱，終生難忘”。
為了配合高橋坦、酒井隆的“交涉”，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還調集陸海空三軍力量展示實力，出動坦克、裝甲車及配備輕炮、機槍的連隊到河北省政府前面示威。
何應欽向南京政府作了報告。正在四川指揮“追擊截堵”紅軍的蔣介石，擔心“軍事、經濟、外交均無准備”，“頃刻之間即將平津斷送，且將牽動京滬及長江一帶，國內立致崩潰”，決定繼續實行退讓政策。因此高橋坦、酒井隆每次約見何應欽，何應欽都用口頭通知的形式告訴他們：各項要求大多都已經落實。
6月11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得意地電告東京說：“此次要求，未用兵力，即得中方全面承諾，殊堪慶幸。”
何應欽主持的北平軍分會以及國民黨政府有求必應，極大地滿足了日本的要求，但這反而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
6月11日，高橋坦拿來一份由梅津美治郎簽署的《備忘錄》，交給北平軍分會辦公廳讓何應欽簽字。除將何應欽口頭承諾內容全部錄上外，《備忘錄》又把“使中、日關系不良之人員及機關，勿使重新進入”、“任命省、市等職員時，希望容納日本方面之希望選用”、“關於約定事項之實施，日本方面採取監視及糾察之手段”三項內容作為“附帶事項”載入《備忘錄》，要何應欽一並承諾。
何應欽令人將該稿退還給高橋坦，並轉告他：中國方面按照日本方面希望主動解決，多項已經辦竣，無須再用書面表示﹔第二款“附帶事項”多關系政治，不在其權限之內。
此后，何應欽為避免日本人的糾纏不休，於6月13日回到南京，在國防會議的臨時會議上報告了此事。會議決議：“此事始終口頭交涉，且酒井隆參謀長、高橋坦武官一再聲明，由中國自動辦理。現中國均已自動辦理，且必能如期辦妥，是日方意見已完全達到，實無文字規定之必要。”高橋坦並不甘心此事就此罷休，於是放棄以“備忘錄”形式逼何應欽蓋章，卻仍然請求中國方面有一個“書面通知”來答復。6月21日，高橋坦將擬好的一份“由何應欽具名致送梅津美治郎的通知”稿交給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告鮑轉何簽字。“通知”稿全文如下：
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參謀長所提出之約定事項，以及有關履行此等事項之附帶條款，吾人一概加以承認。並望將此事項及附帶事項自動付諸實現，特此通告。
何應欽以這與口頭承諾不一致，不予答復。7月1日，高橋坦隻好提出刪去“附帶事項”字樣的修改稿。何應欽請示了汪精衛和蔣介石后，於7月6日按高橋坦修改稿發送給梅津。這份通稱“何應欽復函”的全文如下：
逕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所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
至此，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往來的備忘錄和復函所構成的《何梅協定》正式出籠，日軍自《塘沽協定》后步步進逼的侵略要求，均被中方承諾，河北門戶被進一步打開，日軍以《何梅協定》為根據日益加劇對北平、天津的威脅和控制。（馬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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