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第一個紅色政權的創建者谷雄一

“金錢不能動吾心，權威不能動吾志”

1929 年7 月，因斗爭形勢的需要，谷雄一離開軍校，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帶活動，專門從事黨的軍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他積極協助中共北方局軍委書記張兆豐的工作，組織了眾多的工人糾察隊和農民武裝小組，並在華北各派系軍閥部隊中建立起我黨軍運工作的基點，為在華北點燃武裝斗爭的烈火創造了條件。

1930 年2 月，中共北方局制定了唐山兵變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參加兵變的主要包括駐唐山晉軍的一個團、唐山市的部分工人及豐潤縣中學的學生，他們起義成功后建立了北方紅軍第九路軍。谷雄一任政委，馬鎮北任總指揮，部隊在冀東一帶的山區開展武裝斗爭。3 月3 日，谷雄一和薄一波、張兆豐、馬鎮北等在唐山臨時指揮部發出了行動命令。但因其團部一位同志不慎走漏了消息，敵人立即在全市戒嚴，扣押了參加起義的團部通訊排全體士兵，沒收了機炮連和十連的槍械子彈，使兵變計劃難以實行。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谷雄一等當機立斷，決定撤銷兵變計劃，已暴露的同志要迅速隱蔽起來，防止敵人的大搜捕。谷雄一身份也已暴露，被敵人懸賞通緝，他隻得化裝前往天津。

1930 年5 月，他在天津執行任務時，被敵特逮捕入獄，關押在河北省第三監獄。同時被關押在此的還有彭真、薄一波、李運昌等。為營救這批同志，黨指示在敵政府工作的張友漁，通過與他私交甚厚的天津市長崔廷獻，在天津設立了“臨時自新院”，張兼任副院長。這批同志在“自新院”表面是讀書“反省”，實際是將他們調離監獄，為進一步營救創造條件。谷雄一和彭真、李運昌住在一個房間裡，他們利用這裡的有利條件，認真研究革命理論，總結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9 月，奉軍入關，閻、馮戰敗。趁軍閥混戰剛剛結束的混亂之機，張友漁奉黨的指示，把“臨時自新院”中的30 名同志全部釋放出獄。谷雄一在給家中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在反動派的監獄裡是一名政治犯，但這並不是我的恥辱，而是革命者的光榮。金錢不能動吾心，權威不能動吾志。我早有堅定的政治信念，豈能如一葉輕舟，隨波飄逐呢？”平定暴動軍政委起義成功到阜平1930 年10 月，中共北方局為加強對山西軍事工作的領導，派剛被營救出獄的谷雄一任山西省委委員兼軍委書記。谷雄一來到太原時，山西忻縣、崞縣、榆次、平遙、介休、臨汾、運城等地都已建立了黨的組織。太原兵工廠、北方軍官學校及山西一部分駐軍中也都有黨的組織活動。在他經常奔波於國民黨駐山西各地的營旅中，使我黨在山西的軍運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31 年4 月，山西省委又改為山西特委，他仍負責軍事工作。

1931 年5 月，山西特委召開軍事工作會議，谷雄一作了軍運工作的匯報。他指出：蔣、馮、閻軍閥混戰結束后，山西駐扎了大量的軍隊，他們的糧秣及一切用品都由當地攤派，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騷擾和負擔。同時，部隊中廣大士兵的生活十分困苦，引起了士兵的極大不滿，長治、絳縣、祁縣子洪口和大同等地駐軍都接連發生了兵變斗爭。當時，在各軍閥部隊中，我黨的力量已有很大發展，駐平定的高桂滋部已有中共黨員60 余人，其中不少黨員都是營、連、排級軍官，形勢對我們是有利的。山西特委聽取谷雄一匯報后決定: 將高桂滋的三個團拉出來，組成紅二十四軍，在五台山一帶開辟晉冀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蘇維埃紅色政權。同時策動商震的軍官教導團和李服膺的步兵十七團起義，組成紅二十五軍。

經請示中央同意，山西特委決定立即舉行革命兵變，並由谷雄一領導這次行動。1931 年7 月3 日，他從太原秘密到達平定，向高桂滋部地下黨組織傳達了特委的決定。翌日，師長高桂滋及其屬下的3 個團長都動身去北平給高的父親祝壽，這無疑是起義的良機。傍晚，谷雄一主持召開緊急會議，進一步研究起義行動計劃，決定在當夜12 時起義，並對起義作了具體部署。但由於其他原因，他們提前於當夜10時舉行起義，起義部隊迅速攻佔了平定縣政府，起義勝利。隨后，參加起義的7個連1100多人撤出城外，繞過陽泉北上至盂縣清城一帶休整。

7 月5 日，起義部隊集合在村外，谷雄一代表山西特委宣布：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四軍正式成立。任命赫光為軍長，谷雄一為政治委員，部隊臨時編為兩個團。鑒於平定周圍有敵人重兵駐防，難以長久立足，起義部隊稍加整頓后，即開往群山環繞的河北省阜平縣。7月18 日，經過平山、靈壽等縣進入阜平縣境。下午，擊退阜平300 余名保安團的阻截，來到縣城南關的沙河灘上。在紅軍到來之前，保定特委已根據北方局的指示派人到阜平縣迎接紅軍。在開進阜平城前，谷雄一做了動員講話，他強調，部隊進城后，要嚴明紀律，不允許擾亂百姓，公平買賣，積極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