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與青年的關系演變

羅芳芳　魯克亮

2014年06月05日09:4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三、青年維護中共與反共言論做斗爭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人群眾中的影響不斷擴大，威信亦日益提高，這引起了資產階級右翼的畏懼、恐慌和仇恨，為了爭奪青年，他們在思想領域不斷向共產黨發動挑戰，國家主義和戴季陶主義的出現，就是這種斗爭的突出表現。

國家主義派是以曾琦、李璜、余家菊、左舜生等為代表，其機關刊物是《醒獅》周報，所以人們又稱他們為醒獅派。國家主義者“仇視蘇俄，反對共產黨，不認識農工階級的利益”〔１３〕。“以打倒赤色帝國主義與共產黨為其中心工作。”國家主義派中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大學教授”，因而欺騙了不少青年知識分子。

“我們相信有許多國家主義的青年，是赤誠愛國，願擔負救國的重任的，是預備努力奮斗求中國之獨立與自由”〔１４〕。基於此為爭取一部分受國家主義蒙騙的青年，亦為鞏固共產黨對青年運動的領導，愛國青年以《中國青年》為主要陣地，發表文章對國家主義言論進行了堅決的批判。在這些文章中列舉了國家主義獻媚帝國主義、投靠封建軍閥、攻擊蘇聯、反對共產黨的大量言行，揭露了國家主義派的本質。如在《“五卅”后兩年的青年運動》就指出：在“‘五卅’運動爆發的時候，醒獅派沒有一點為革命說話的言論，只是天天高唱反共、反俄的論調，以分裂國民反英的視線。在舉國反奉的時候，他們卻大聲疾呼的反對共產黨和馮玉祥。在上海、北京、四川分裂學生運動，打擊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以醒獅派為最賣力。在“三一八”段祺瑞陰謀屠殺學生的時候，李璜事先已有所聞，告誡他們的黨徒是日在家中不要出來，等著聽槍聲。

在北伐戰爭中，醒獅派始終認為‘必敗’，余家菊投在孫傳芳門下當軍事教官，曾琦斬頭分尸的改名王奇，往來寧濟之間，參加孫傳芳的機要，同時醒獅派在南京高明，使孫傳芳逮捕國民黨黨員至四十名之多，‘一三’漢口慘案發生，租界被民眾收回后，醒獅派認為是共產黨之無理的暴動”。在《醒獅派的馬腳》一文指出：“國家主義的真面目，被我看破了！它只是畸形資本的、侵略的、自私自利的。”“國家主義，我們不敢歡迎它，完全不能為我們謀幸福！我們快快起來做我們徹底的根本工作吧。”〔１５〕在《國家主義是什麼？》中也指出：國家主義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對內他們以國家主義“紊亂本國無產階級之覺悟，緩和國內階級斗爭的怒潮”﹔對外制造民族仇恨，擾亂國際無產階級陣營，“是以反對國際無產階級運動和共產主義為特征的，堅決反對一切國家主義是革命者的責任。”

在這些文章和著作中，除了揭露了國家主義的本質，同時還對一時受國家主義蒙蔽欺騙以致於紊亂思想的青年，也進行了耐心的爭取工作。如在《告國家主義的青年》一文中，要求：“國家主義的青年如要在中國進行革命，應當看清環境的事實，應當看清歷史的趨勢，”“最有血性的愛國青年，你們不要受了你們領袖醒獅派的欺騙。你們應當為你們的利益而革命，不是為保存國粹發揚國魂而革命。”號召：“國家主義的青年們，為擁護你們自己利益，你們應當起來打到那些反動的領袖，改變以前的態度，誠懇的與國民黨共產黨合作，共策革命之進行。”〔１６〕

經過共產黨員和廣大青年團員努力，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終於認清了國家主義的真面目，到1926年下半年，國家主義的青年覺悟了，明白“中國在國際方面，已經不由自主的轉入了世界革命的漩渦，在國內方面，已經到了反革命派和革命派開始決戰的時候”。他們感覺到國家主義“不無為帝國主義前身的先例”，而且不易為下層被壓迫民眾所接受，“對於他們失了號召的能力”，所以他們“認為這是革命前途的障礙”。如從國家主義覺悟過來的彭十嚴說，他以前完全是“誤於自己的成見，誤於片面的宣傳，誤於不深切去研究”。他與其他脫離國家主義關系的人一樣，對於聯俄聯合共產黨兩方面，都表現其認識的清楚。從此國家主義派在青年中的影響日益縮小，“反赤”的宣傳已經漸次不能蔽惑青年了。〔１７〕

在與國家主義派作斗爭的同時，廣大青年團員和黨員也與國民黨右派做了堅決的斗爭。國民黨右派在青年中的活動，是從五卅運動后戴季陶小冊子的發現而開始的，所以又可稱為“戴季陶主義”。戴季陶主義“要求無產階級無條件的幫助資產階級，讓其領導革命”，“主張工人不能在國民革命中有他的政黨（共產黨）及獨立的階級意識和爭斗”。認為階級斗爭是破壞統一戰線的，鼓吹：“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對立”，“擁護工農群眾的利益，不需要階級斗爭的形式，因為人類是具有仁愛性能的，可以仁愛之心感動資本家，使之尊重工農群眾的利益。”由此可看出“他的中心教義是主張國民革命階級調和，反對經濟斗爭，無產階級須為資產階級利益革命，但不許提出自己利益要求。他在思想上是極力推崇本國的文化，主張訴諸資產階級的仁愛性能，反對馬克思主義”。戴季陶小冊子的發表，立即引起一部分階級觀念動搖的青年，進而公開的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發展右派的青年組織，以進行他們反共產黨、反階級爭斗的工作。

為了消除其惡的影響，爭取更多的青年團結在黨的周圍，愛國青年積極投入到反對戴季陶主義的斗爭中。1925年8月8日，惲代英在《中國青年》上發表《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文，批判了戴季陶提出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繼承了中國固有文化的謬論，駁斥了戴季陶的所謂的不相信中國固有文化價值，便不能創造文化，並不能進行革命的錯誤觀點，指出“革命的能力，發源於主義的信仰與群眾的黨的組織”。9月1日，施存統又發表《評戴季陶先生的中國革命觀》一文，指出：“歷史的証明，工人要改良自己的生活及勞動條件，除了自己實行階級斗爭外，沒有第二條辦法。”“如果一面說為工農謀利益，一面又拼命反對代表工農利益的共產派宣傳及實行階級斗爭，那不是証明自己的虛偽麼？”揭露了戴季陶主義反動的本質，指出它“不但做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並且還做了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工具。”〔１８〕1926年1月，《“戴季陶主義”—資產階級的騙局—白面書生的空想》一文發表，文章更加尖銳的指出“戴季陶主義雖然極端推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然滿口的‘國民革命’與功能利益，而在實際上，在客觀上隻見他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以國家或民族文化為所謂‘最高原則’，是模仿法國大革命時代資產階級的故智，企圖利用工農階級為他們（資產階級）出力，推倒帝國主義與軍閥，成功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其終結的目的，且在造成中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如“中國民族的‘血統’得到了較多的分量和永久的時間”便是一種帝國主義了。他完全是代資產階級的主張，違反中國大多數工農利益，破壞國民革命的戰線。”針對戴季陶反對階級斗爭的思想該文預判：“戴季陶主義終究只是一種空想。階級斗爭在事實上不可免”。〔１９〕這一系列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使廣大青年認清了戴季陶主義反動的真面目，大大提高了青年的覺悟，明確了斗爭的方向，使共產黨在青年中的威望日益提高。

愛國青年在思想領域展開的反對國家主義和戴季陶主義的斗爭，不僅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陣營，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綱領，維護了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

綜上所述，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通過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教育了青年、爭取了青年、贏得了青年，把廣大愛國的青年團結在民族革命的旗幟之下，為以后中共領導青年運動奠定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注釋：

〔1〕人靜：《告國家主義的青年》，團中央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2》，第495頁。

〔２〕列寧：《孟什維主義的危機》，《列寧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8頁。

〔３〕《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146-147頁。

〔４〕《關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大會報告決議案》，團中央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第361頁。

〔５〕李玉琦編：《中國共青團史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頁。

〔６〕《“國民會議”與青年利益問題——我們的主張》，團中央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1》，第514-516頁。

〔７〕《對於青年運動之議決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297頁。

〔８〕《中央通告第三十三號》，《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334頁。

〔９〕任弼時：《上海“五卅”慘案及中國青年的責任》，團中央辦公廳編：《中國青年運動歷史資料2》，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