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黨史博覽》發表文章《習仲勛和常香玉：中共領導人同藝術家友誼的典范》。文中記述習仲勛曾拍板決定陳憲章陪同常香玉入朝演出，摘編如下。
在“常香玉”號戰斗機飛赴朝鮮戰場的時候，一位名叫常寶昆的藝術家赴朝鮮前線慰問志願軍時不幸犧牲。這件事對常香玉觸動很大，她和陳憲章商量后，決定向上級提出赴朝鮮前線慰問的請求。
陳憲章解放前曾在國民黨三青團工作過，盡管沒有任何反革命事實，但還是引起一些人的警覺，具體到赴朝慰問演出這樣重大的政治任務時，陳憲章能否隨團赴朝就成為有關方面領導頗感為難的一件事。陳憲章開始被允許后又被拒絕赴朝，常香玉想不通，於是在1953年3月16日給周揚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常香玉說：
我的愛人陳憲章曾在一九四三年以前在反動派三青團做過三年工作，我們結婚后他就脫離了。我愛新中國，我愛共產黨和毛主席，當然他應該向政府把歷史徹底交代清楚，為此他不去，我當然毫無意見。不過領導上在事前並不是這樣談的，說是為了修建香玉劇院，說是建筑很重要不叫他去，而我總認為朝鮮的工作是重要的，我不同意。原因是自香玉劇社成立以來，全部的工作都是他領導。我是社長，他是副社長，但我是隻演戲不做其他工作的。赴朝慰問我認為是我最具體的愛國表現，更是一件大事，我是下了很大決心的。
憲章又確實是我一個最得力的助手：我的工作靠他安排，我的生活由他護理，我的學習由他幫助，我的講話稿和所發表的文字又都是靠他寫的，所以從劇社工作上他是執行副社長，從我個人的工作上他是我的助手。為了要把這次的工作盡力做好，所以當時我曾提出來，叫憲章不搞劇場參加赴朝工作。
后來，文化局才提出不叫憲章去，是他歷史沒作結論的原因。但張局長和陳若飛科長的談話，互不一致，使我思想上很不明白：因為第一次在西北決定赴朝時，劇社隻有五個人，是包括憲章在內，憲章並曾主動提出了他的歷史問題，領導上仍是決定他去。第二次在北京會演時，決定去四十三個人赴朝，又決定他去的，沒有什麼問題。在政務院給毛主席和許多次演出時，憲章也曾主動提出來他的歷史問題，經西北的干部和政務院保衛機構聯系，仍決定叫憲章領著去演出，這些都沒有問題，我問他們，他們說曾提出過保証。但這一次不叫憲章去，我當時無法想明白這個問題。
周揚收到常香玉的信后，就讓文化部和公安部協商。在征得文化部批准和公安部同意后，1953年3月22日，周揚將常香玉的信轉給習仲勛，並寫上了自己的意見：“仲勛同志：常香玉來信，請閱。關於她愛人去朝鮮的問題，已商得中央公安部同意，允許他去，並已電話告西北。特告。”最后，身兼中宣部部長和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拍板批准香玉劇社編入中國人民赴朝鮮慰問文工團第五團（即西北大區慰問團），常香玉任副團長，陳憲章擔任豫劇隊隊長，一同赴朝慰問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