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黨史文匯》發表文章《紅軍高級將領潘心源：功過是非任人說 碧血丹心寫春秋》。文中記述潘心源與“袁王事件”脫不了“干系”。然而，毛澤東認為袁、王的冤案是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造成的，不應追究是哪個人的責任，摘編如下。
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潘心源則留在當地堅持游擊戰爭。在白色恐怖籠罩、反動勢力猖獗的艱苦條件下，潘心源堅持斗爭，並領導成立瀏北游擊隊，很快打開了瀏陽地區斗爭的局面。此后他承擔著中共湘東特委副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兼農民部長的重任。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義后成立了紅五軍，潘心源又率領平（江）瀏（陽）游擊隊加入紅五軍第二縱隊。其間潘心源根據游擊戰爭的實踐，總結出：“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學會打圈子”等游擊戰術，為湘鄂贛蘇區的創建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潘心源的功績不僅被當時的湖南省委所稱頌，而且連后來的蘇區政府也給予了很高評價。譬如他犧牲后不久就被蘇維埃政府評為烈士，便是明証。然而，因為潘心源曾在井岡山重大歷史事件之一的“袁王”事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導致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井岡山“山大王”袁文才、王佐被錯殺，以至於演繹了一場令人扼腕嘆惜的悲劇。
1929年冬，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袁清泉）為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督查工作，並傳達貫徹“六大”精神。
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等陪著他巡視了永新、寧岡，后又派人護送他前往位於永新、安福的天河紅五軍軍部，巡視紅五軍的情況。根據近半月的巡視，潘心源覺得有三件事要急於處理：一是將湘贛邊界、贛西特委合並組建贛西特委﹔二是成立紅六軍﹔三是處理袁文才、王佐。他親自指導召開了“遂川於田聯席會議”，從而為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定下了調子。於是，依據潘心源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制定的特殊“預案”，有的史學工作者根據事發后第3天即1930年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袁王”﹔有的則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即潘心源）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有的還認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負責。從這些情況以及有關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認為潘心源與“袁王事件”脫不了“干系”。其實，熟知井岡山斗爭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錯殺的原因極為復雜，絕不是三言兩語說清的。我們評論一個人的功過是非，不能單獨地從一個角度來看，正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對於“袁王”被錯殺事件，毛澤東在1965年回到闊別38年的井岡山時就曾對人說過：袁、王的死是“左”傾路線的犧牲品。由此可見，毛澤東認為袁、王的冤案是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造成的，不應追究是哪個人的責任。事實也是如此，當時軍地黨組織和毛澤東都沒有因為此事給潘心源穿“小鞋”，因為在1930年后，潘心源任紅四軍政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常委（總前委由贛西南特委、粵東特委、四五六三軍軍委共同組成，總前委常委有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潘心源等人）等職務期間一直和毛澤東密切配合、並肩戰斗，所以，作為堅定的革命者、紅軍高級領導人的潘心源並沒有因為“袁王”事件而淹沒他應有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