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民
在起義隊伍行進過程中，已有中共負責人對打國民黨招牌心存質疑
那麼，起義部隊是在何時丟掉了國民黨的名義，樹立起自己旗幟來的呢？據張國燾的回憶，那是在起義隊伍行進到廣東汕頭之后。“不兩天，張太雷奉著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的到來，最初被視為是海外的救星，令人興奮，但我們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會合那裡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這是一件影響我們今后行動的大事。”這對正在戰斗的部隊和機構，顯然會產生影響。因此，當時的起義領導人並沒有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來，被擔架抬著進了流沙的一座小廟，在那裡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在會上，周恩來宣布：現在我們奉中央命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面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地干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周恩來的這一宣布，意味著起義部隊完全成為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從實際到名義。
實際上，在起義隊伍行進過程中，已有中共負責人對打國民黨招牌心存質疑了。李立三在當年十月關於“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報告的結論部分，就表現了這種態度：
國民黨在武漢反動屠殺工農以后，已成為群眾所唾棄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應該是工農政權的開始，但是還死戀著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總理在天之靈來保佑一樣。革命委員會中幾乎全數C.P.（共產黨英文縮寫），但是每次開會時還是要宣讀總理遺囑，想起來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經在原則上決定要建立工農政權了，但是還舍不得一塊國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頭失守，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和“白色恐怖”的旗子，這就是機會主義在這裡作祟。
南昌起義軍事領導人之一的劉伯承，后來也在回憶時說：“此次英勇的暴動，誰不知道是我們黨的領導，應該明白地將我們黨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張宣布出來，（但）仍挂上屠殺工農的國民黨頭銜及畏縮右傾的土地口號，真是一件恨事。”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之一李維漢，在起義軍失敗后，組織接待了一批起義領導人。賀龍當時轉移到了上海，他是這次起義軍事上的頭面人物，名聲很大，所以由李維漢負責安置。李當時代表中央與賀龍進行了談話。談話中賀龍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
時任武漢軍校政治教官、也參加了此次起義的共產黨員高語罕，在當年十月給中央的報告裡，對“八一起義”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意見：“政治上的，革命委員會始終沒有明確的政綱在民眾中宣傳，而且頭上還戴著倒霉的國民黨左派的帽子，其實國民黨何嘗有左派，隻有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左派這個名詞。”
由此看來，事件發生之后，人們逐漸開始對以國民黨名義的問題進行了反思，並且最后事實上拋開國民黨招牌，樹起蘇維埃的旗幟，將部隊改組為工農紅軍，這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乎還不好簡單地認為南昌起義最初以國民黨的名義就是錯誤。須知，當時參加起義的隊伍，幾乎全數是國民黨的隊伍，倘若立即拉出共產黨的旗幟，對於一些對時局並非十分清楚的中下級軍官士兵，是否會予以充分認同，這是值得考慮的。此外，國民黨中，當時確實有一批在社會民眾裡有影響的左派領導人，如宋慶齡、鄧演達等。他們忠實於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遺訓，在事實上仍表達了國民黨主張革命的一面，這是不容忽視的。最后，也許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當時還沒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廣泛的群眾基礎（當起義隊伍向廣東行進時，並不能獲得百姓的強烈呼應和認同），所以，當時打出國民黨的名義，有利於匯聚軍隊和民心，有利於起義順利進行，這應當是基本的客觀事實。
（作者為漢中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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