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會否重蹈歷史覆轍？

“大陸政策”與侵略擴張

日本是一個面積狹小的島國，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確定下來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找准擴張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日本將目光瞄准了亞洲大陸，“大陸政策”應運而生。

“大陸政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16世紀后期豐臣秀吉統治時期。其時，豐臣秀吉處心積慮地企圖通過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帝國，為此曾兩度發兵朝鮮。盡管豐臣秀吉的圖謀未能得逞，但他的衣缽卻為后來的日本統治者及部分思想家所繼承。尤其到幕府末期，當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時，一些人便在謀求“富國強兵”、解決民族危機的過程中，產生了“失之於歐美，取之於鄰國”的思想。這一思想，對明治政府的重臣元老山縣有朋、木戶孝允、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產生了重大影響。1868年發表的《天皇御筆信》，稱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裡波濤”，使“國威布於四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大陸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武力向亞洲大陸乃至世界擴張。具體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征服中國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第三步征服中國滿蒙（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第四步征服中國內陸，第五步征服全世界。這一政策實際上成為從明治時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歷史時期日本的基本國策。

1890年12月，山縣有朋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發表施政演說時，山縣提出要“發展國力”和“伸張國勢”，明確闡述了他的“主權線”和“利益線”理論，並將此作為其政府的“施政綱領”。山縣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日本本國疆域系“主權線”，而“與我國（指日本）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的地區”，則被其視作“利益線”。他強調，在群雄爭霸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否則，就“不可望成為完全獨立之國家”。山縣講的“利益線”，實際上就是指的亞洲大陸。

山縣有朋“亞洲大陸擴張論”的出台，標志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侵略擴張思想——“大陸政策”的完全形成。從此以后，日本開始了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窮兵黷武、侵略擴張、野蠻肆虐亞洲的罪惡歷史。

東方會議與侵華戰爭

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先后發動了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戰爭的勝利，為日本政府繼續推行對外擴張戰略注入了一支強心劑。

在日本侵華戰爭史上，田中義一是一個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義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

作為日本政府策劃侵略擴張計劃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義一早在日俄戰爭結束后不久，就在一篇題為《隨感雜錄》的文章中主張，日本的軍事戰略應服從於國家戰略，“使日本擺脫島國境遇，成為大陸國家，以充分伸張國勢”。他提出，要在維護日英同盟的基礎上，以俄國和中國為第一、第二假想敵國來制定軍事戰略。他的理論是，俄國和中國一旦強大起來，必然會對日本報“一箭之仇”，屆時滿洲將成為矛盾的焦點，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時與俄國和中國開戰的軍事准備。

田中義一的這些思想對當時日本政府制定國防方針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此后，盡管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日美矛盾上升，擴大海軍和南進的主張抬頭，但田中義一等人主張向大陸擴張的論調在日本統治集團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

在東方會議上，田中義一積極支持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格等人的激進主張，策劃把所謂“滿蒙”地區從中國分割開來。在會議閉幕時，田中義一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對支（華）政策綱領》。“綱領”共有8條，其中1－5條主要是針對“中國本土”的對策，6－8條則是針對“滿蒙”問題的對策。其中的核心內容是將分離“滿蒙”與“中國本土”作為最高國策，對中國內部事務實行武力干涉，在中國扶植親日政權等。無疑，這實際上就是田中內閣的侵華宣言書。

這一“綱領”明顯反映出當時日本政府以中國東北地區為據點、進而向亞洲大陸擴張的主張。日本有了朝鮮這塊侵犯大陸的跳板還不夠，還要把中國東北從中國主體上肢解出去，變成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根據地。在此基礎上，北向蘇聯貝加爾湖以東，南向中國華北以至華中、華南和印度支那擴張。可以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這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國家戰略時最根本的考慮。

據史料記載，田中義一在東方會議后曾向天皇秘密上呈了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文件，史稱“田中奏折”。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全球稱霸戰略，與田中義一的上述《政策綱領》完全吻合，此后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步驟也正是按照這一戰略而展開的。可以說，這份文件體現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戰略理論的核心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