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原孝一：必須對戰爭進行反省
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曾任日軍第59師團第53旅團第44大隊步兵炮中隊伍長。1945年8月，向蘇軍繳械投降，被關押在蘇聯遠東地區。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寬釋回國。45歲開始專門從事中日友好工作，歷任“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全國委員、常任委員、委員長、代表委員等職，1986年當選為日本“中國歸還者聯絡會”副會長。
以下是他當年的口述：
在步兵部隊進行殺人訓練是平常的手段，我也接受了這個訓練，直接殺死了中國人。通過這個訓練，總之，就是要使殺人成為習慣，這是一個教育方法。所以，一有機會，不論在何時何地就拿著槍，不論有沒有理由，殺死中國人。
我認為必須反對戰爭，對戰爭進行反省。這場戰爭是侵略戰爭，必須明確承認日本是侵略者，不管怎麼樣，日本是侵略者，必須首先承認。日本戰后是怎樣承認的，在這一點上，日本是非常曖昧的，沒有明確承認。反省戰爭是侵略戰爭，日本犯了罪，對這個問題的承認，只是幾個人，通過兩三個軍人在東京審判中被判處死刑。除此之外，都沒有受到懲罰，沒有人明確地承擔責任。戰爭責任在於誰？沒有明確什麼樣的責任者？該負什麼樣的責任？都沒有明確。
須子達也：一定不能與中國進行戰爭
須子達也，1921年生，曾任日軍第39師團第232聯隊第1大隊第4中隊上等兵。1945年8月向蘇軍繳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寬釋。
以下是他當年的口述：
居民全都跑了，一個人都沒有了，如果還有誰在就有可能會被殺，或是疑為間諜，進行拷問。所以居民看到我們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沒有剩下一個人，剩下的只是牲畜，如豬、牛等等，我們把這些家畜殺掉都吃了。
一定不能與中國進行戰爭，真的，作為鄰邦，我們應該互相幫助。我認為中國人絕對不會做攻擊日本，把日本變成殖民地的事。因此我非常高興，現在的中國，我一個人也會放心地去中國，這就是我至今看到過的中國啊！
西尾克己：日本不進行歷史教育就會亡國
西尾克己，1919年生，曾任日軍第91師團第73旅團獨立293大隊第2中隊伍長。1945年8月被蘇軍俘虜，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7月第二批被寬釋回國。
以下是他當年的口述：
我再一次重申，《日本對中國做什麼了》這本書，還有《日本對朝鮮做什麼了》這本書，我認為，如果日本不對國民進行歷史教育，日本就會亡國。
(注：他所提及的《日本對中國做什麼了》、《日本對朝鮮做什麼了》兩本書講述了日本侵略中國、侵略朝鮮的罪行。)
久保寺尚雄：盡我所能為日中友好努力
久保寺尚雄，1920年生，曾任日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第109大隊第5中隊分隊長、伍長。1945年8月，向蘇軍繳械投降，被送往蘇聯遠東地區。1950年由蘇聯政府移交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第一批被寬釋歸國。
以下是他當年的口述：
我作為戰爭罪犯，在山東省殺過小孩子。我活到這個歲數，可以說真是長壽了。對於殺死小孩子這件事，他的父母是多麼悲痛、多麼憤怒，我能感覺得到，我實在是對不起他們，我真的這麼想。
中國政府寬恕了我並讓我回國，我表示衷心地感謝的同時，對(撫順戰犯)管理所的人也表示感謝。
1941年4月，我作為北支那派遣軍59師團的一員侵略了中國，我感到萬分抱歉。我從心裡對於殺死少年這件事感到悔恨，也感到自己有責任。
這件事(發生)在山東省、山東半島，在59師團進行作戰時，說是俘虜，在命令下殺死了小孩子。我想大約是十二、三歲，我自己在特別選拔部隊裡，在渤海作戰時，還向老百姓開了槍，殺害過老百姓。
在山東半島，作戰命令是“看見逃跑的人就開槍”，而自己抓住的人作為俘虜好像送往日本，我在什麼也不知道的情況下就按命令做了。
所謂的抓勞工就是抓住老百姓，把從十五、六歲到六十歲的人全部包圍抓起來。因我自己是新兵，抓了多少人不太知道。
對於歷史認識問題要老老實實的考慮，自民黨安倍內閣好像有否定侵略戰爭的想法，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對於日中友好，我向蒼天起誓，我一定盡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為之努力。
成功改造戰犯創造世界奇跡
1950年，剛剛成立的新中國從蘇聯接收了982名日本戰犯，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在這批戰犯中，不僅有偽滿洲國的實際最高統治者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還有曾制造無數個無人區的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等。當他們在1950年進入戰犯管理所時，還是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魔鬼”。當他們獲釋離開中國時，他們中的很多人眼含熱淚，將戰犯管理所稱為其“再生之地”。
撫順戰犯管理所舊址陳列館前館長張繼承說，管理所對於這些戰犯來說不僅僅是監獄，而且還是將他們這些曾經殺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為反對戰爭、熱愛和平的新人的大學校。
日本戰犯到達撫順之初，多數人敵視管教，更有相當數量的戰犯蔑視新中國，仍然擺出日本軍國主義武士道的架子。少數人還公開煽動：“我們是戰俘，不是戰犯。”這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犯罪分子，害怕受到中國人民的嚴正懲罰。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這些戰爭罪犯，讓他們以歷史見証者的身份復蘇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確的方針政策：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政治斗爭與實施革命人道主義相結合，立足於對戰犯的教育、改造，使他們低頭認罪，改惡從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戰犯方針政策的指導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全體管教、看守、醫務、后勤等工作人員，付出了巨大努力，盡到了最大的責任。
“最關鍵的是要使戰犯認清自己的罪行，真誠悔罪，這樣才能使他們拋棄舊我，將自己改造成為新人。”老管教崔仁杰說。
在深挖日本戰犯罪行、使其低頭認罪的同時，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嚴格執行中央的指示，對戰犯實行人道主義。在管理上，尊重他們的人格，不打不罵。在生活上，盡量照顧並優待他們。
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管理所工作人員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戰犯的伙食標准也沒有改變。對有病者給予及時治療，對牙齒不好的給鑲牙，近視或花眼的給驗光配鏡。戰犯武部六藏患腦中風，在醫護人員的精心照料下，臥床四年，竟沒有一處褥瘡。
時隔60多年，92歲的須子達也回憶起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老淚縱橫。“日本一定不能與中國進行戰爭，作為鄰邦，我們應該互相幫助。”
1956年，在審判開始前，中國政府組織日本戰犯分批到全國各地參觀，他們不僅看到了新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還到日軍當年屠殺中國民眾制造各種慘案的紀念地，聽受害的幸存者控訴罪行。這極大地觸動了戰犯的思想靈魂，在當年侵略者制造慘案的地方，他們紛紛下跪，懺悔罪行。
1956年6月－7月，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對鈴木啟久等36名日本戰犯公開審判。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並有許多戰犯請求法庭對自己嚴懲。
曾任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國犯下了人類所不能允許的滔天罪行，請求中國人民對我處以極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曾帶頭參與寫“抗議書”的戰犯島村三郎在法庭上長跪不起，請法庭對自己判處極刑。
經審判，所有被起訴的日本戰犯獲刑最長的20年，最短的8年。其余未經審判的大批中下級日本戰犯，在查清其主要罪行后，免予起訴釋放回國。
這些歸國的日本戰犯組建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並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們以“貢獻於和平與日中友好”為宗旨，反對侵略戰爭，推進中日友好。其中，出版的《三光》《日本對中國做什麼了》等書籍揭露了侵華罪行，在日本民眾中引起了很大震動。
如今，這場改造奇跡的親歷者和見証者大都離開人世，但新中國為改造戰爭罪犯靈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將彪炳史冊，成為人類歷史中庄嚴而又溫暖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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