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作孚與西南實業大廈

西南實業大廈裡的星五聚餐會

星五聚餐會之發起，並非始於抗戰時期的重慶。1932年，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暨史久鰲、潘仰堯等人鑒於市場上洋貨充斥，國貨工業衰退，入超與年俱增，為謀國貨工業的發展，乃由中國銀行領導，聯合上海金融、實業各界組織聚會，集中討論國貨工業問題。由於參加人數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大，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后，決定每周五餐后開一次討論會，故名“星五聚餐會”。幾年之內，星五聚餐會舉行數百次，對上海實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抗戰爆發后，上海工廠紛紛內遷，香港成為上海與內地聯絡的中心，星五聚餐會移至香港舉行。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為加強金融實業各界的聯系，團結廣大金融實業界人士，促進生產事業的發展，協助政府建設西南地區，西南實業協會聯合經濟部工礦調整處、燃料管理處、平價購銷處、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重慶市國貨廠商聯合會、遷川工廠聯合會等機關及四聯總處、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四川銀行、美豐銀行、聚興誠銀行等，發起組織“實業界聚餐座談會”。1940年10月25日，第一次集會在生生花園舉行。生生花園建於1937年，為抗戰名園，坐落於重慶牛角沱江邊，是被譽為“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民國教育家高顯鑒的宅邸高公館所在地，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農林部、中國科學社陪都時期辦公地。現高公館整體遷建於重慶市渝中區李子壩抗戰建筑群中。第一次“實業界聚餐座談會”有金融、實業各界200多名代表參加﹔1940年12月5日，第二次集會也在生生花園舉行，金融、實業各界170多名代表參加。從其性質和規模講，這應該是上海、香港星五聚餐會的延續。

1941年12月19日，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第一次會議舉行。此后數年間這一聚餐會持續開展，到1948年總共300余次。到會者少則一二百人，多則四五百人，參加者有民族資本家，國民黨黨政要員，金融、實業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人，社會賢達等。演講者大多是金融、實業界、學界的專家、名流，演講內容包括經濟信息、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實業生產、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當前實業界存在的問題等。

1941年12月26日，章乃器在星五聚餐會第2次會議上演講《當前工業金融問題》。1942年7月31日，黃炎培在第33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岷江上游考察觀感》。1943年1月15日，盧作孚在第57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三十二年度生產計劃》。1943年10月8日，黃炎培在第92次星五聚餐會上演講《本屆參政會關於經建方面決議案之剖視》。根據相關資料，胡西園、張伯苓、潘仰山、劉航琛、胡子昂、康心如、林繼鏞、茅以升、黃墨涵、刁培然、郭沫若、張公權等人均在星五聚餐會上發表過演講。

由於西南實業協會沒有固定的集會場所，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經常更換地點舉行，給金融實業經濟各界人士帶來不便，這也是西南實業協會籌建西南實業大廈的一個重要原因。1945年，西南實業大廈建成后，成為西南實業協會的辦公場所和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的固定場所。

《星五聚餐會一年來的總結》中寫道：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的地位，日趨重要，有成為當時重慶實業界輿論的領導力量的趨勢，如本會再能籌集相當的款，與川康興業公司合作，在巴縣衙門選址，建筑西南實業大樓（一部分租與會員廠家作為集中辦公用，一部分作為西南實業聯誼社辦公用，一部分作為會員食宿集會用）。因此，籌建西南實業大廈便提上西南實業協會的議事日程。由於西南實業協會是一社團組織，不具備具體的經營權。因此，要建設西南實業大廈必須有相應的公司經營，西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西南實業公司）便孕育產生。

1940年4月，西南實業公司發起人就組織西南實業公司呈重慶市政府社會局備案，盧作孚是籌備委員之一。1941年11月，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南實業公司訂立購車合約——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買卡車40輛，共合七萬美元。由此可以推斷，西南實業公司應該是1940年到1941年間成立。

沒有西南實業協會，沒有西南實業大廈，就沒有西南實業協會星五聚餐會的固定場所，西南實業協會在抗戰中及抗戰后的作用發揮就不會那麼明顯。盧作孚作為西南實業協會和西南實業協會四川分會的重要領導成員，為西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西南實業大廈的發起、西南實業大廈的最終建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文作者系重慶市殘疾人聯合會宣傳文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