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滿樓
太平輪海難部分幸存者合影
一九四九年的上海黃浦江碼頭
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
對於舊時代的中國人來說，1949年無疑是一個大變局的年代。從上年秋天開始，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相繼拉開戰幕，在短短幾個月時間裡，國民黨上百萬精銳部隊灰飛煙滅。這年的元旦剛過，挾淮海之勝威的解放軍再度集結重兵於長江北岸，兵鋒凌厲，劍指南京。在匆忙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后，蔣介石於1月21日宣布“下野”。至此，中國大勢已不再有懸念。
百萬人潮入台灣
隱約可聞的隆隆炮聲中，昔日燈紅酒綠、醉生夢死的上海灘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動。隨戰爭而來的，是一股規模浩大的難民潮，一些對新政權感到恐懼的昔日舊官吏、公務人員、資本家、富商等人群紛紛雲集上海，以圖跟隨國民黨政權繼續前往台灣。這段時間裡，如電影《滾滾紅塵》中的逃難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碼頭重復上演。
由於台灣與大陸隔海相望，當時遷台的途徑主要以海運與空運為主。不過，由於飛機數量及運量有限，加之票價高昂且受天氣等各方面因素影響，海運成為前往台灣的最主要渠道。在南京被攻佔前，上海成為遷台人員的主要集散地，當時來往於滬台之間的輪船公司有中聯、中興、民生、舟山、太古、大通、招商局等十余家，輪船更是高達五十余艘。
輪船雖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數，但在幾十萬、上百萬想涌入台灣的難民潮面前仍是杯水車薪，一票難求。據轉進遷台的青年軍賈貞齋回憶，最緊張時，他帶著部隊到達黃埔碼頭，看到碼頭上已是人聲鼎沸，士兵、軍眷、難民擠在一起，人們爭先恐后搭船逃離上海，整個碼頭猶如人間地獄。……為了擠上船，許多人冒險企圖攀爬上船，結果像餃子下鍋一樣，由船舷落入海中，真悲慘！……
另一位青年軍尤懷賢也說，當時上海已是亂成一團，黃浦江沿岸擠滿了人和代運物資，多少人因搶搭船掉落黃浦江被淹死，造成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的悲劇。誰也管不了，人命如螻蟻般的難民潮。因為他們系部隊性質，所以能驅散人潮順利登船。
還有人回憶，當時上海碼頭亂七八糟的停放著數千輛被拋棄的汽車，上海也是滿街都在出賣家具、舊物，平常一部需要上千銀元的《三希堂法帖》，這時50銀元就能得手。至於線裝的大部頭《二十四史》，那不是按部賣而是論斤稱了。
喧囂的逃難潮中，“太平輪”只是其中一艘。據生還者之一李述文回憶，他當時是山西公務員逃難團中的一員，在1948年冬太原被包圍前逃了出來。一行百多人一路逃亡，最終趕到上海。登上“太平輪”后，他們發現這“不是裝人的船”，貨艙擠得“像豬舍一樣”，彌漫著酸腐氣味，令人陣陣作嘔。盡管如此，他們仍為自己能夠登船而感到慶幸。
亂世當中，人的命運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登船未必幸運，不登船也未必不走運。在當時情況下，很多人是通過關系或塞金條才得以偷偷上船，而有些人則是碰巧，如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柏超為學校遷台選址而想搭乘“太平輪”去台灣，但他趕到碼頭時船已滿載，正當他想轉身離去時，船上原本相識的三副把他叫住並將自己艙位讓給了他，結果一去不回。
也有另外一些人因為各種原因而沒有坐上“死亡之輪”，如國民黨四平市書記長梁肅戎因剛出生的二女兒發燒而放棄登船，同行好友家眷二十多人也一起退了船票，結果逃過一難。后來的學者、當時還在幼年的鄭培凱，他們全家買好了1月27日的“太平輪”船票，因為鄭培凱吐奶，家人於是退了船票改乘飛機。星雲大師也曾說，“我因為時間匆促，趕不及搭上那班輪船，而幸免一劫。”在大師看來，這就是因緣。
不了了之的賠償
海難消息傳出后，“太平輪”所屬的中聯公司大股東周曹裔家被數百名受難者家屬包圍，憤怒的人群涌入房中，搗爛了所有的家具、擺設，還有公司的大門、辦公設備、玻璃窗也全被砸碎。但這一切，並不能挽回近千人的生命。
據上海檔案館的檔案顯示，“太平輪”受難者家屬在事發后立即成立了“太平輪被難旅客家屬善后委員會”，負責與中聯公司談判賠償事宜。后來，這些人被中聯公司安排在吳宮飯店並負擔一切費用，每人發放米15石。在通貨膨脹劇烈、經濟接近崩潰的1949年，大米或許比所謂紙幣更加實惠。
由於雙方無法達成和解共識，416位登記在冊的罹難者家屬推選齊杰臣、呂谷凡、楊洪釗等人為代表將中聯公司告上法庭，並提出了四項要求：一、追究刑事責任﹔二、保障被難家屬的損害賠償﹔三、責令中聯公司從速辦理撫恤與賠償﹔四、扣押中聯企業名下的輪船，包括曾為蔣介石座船的華聯輪。
事后，上海地方法院判決中聯公司進行賠償，但在天文數字般的賠償金額下，連同“太平輪”的投保公司（上海華泰保險）也全部倒閉。據1949年2月23日《台灣新生報》的報道，中聯公司曾於2月22日后在台北發放臨時救濟金，每個受難者家屬可領金圓券1萬元，折合台幣35萬元。《時與潮》總編輯鄧蓮溪之子鄧平回憶，當年他們確實領到了補償金，但金額不高，家中生計全部落在母親身上。
在1949年那樣一個時局劇烈變動的年代，“太平輪”的悲劇或許只是其中一個小插曲。類似的事件，並不止“太平輪”一例，如一個多月前被炸沉的“江亞輪”，遇難人數更是高達三千余人，所謂后事，無非湮滅在亂世塵煙之中。就在“太平輪”沉沒的4天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劃上句號。四個月后，上海全境解放。江山代謝，戰亂流離，賠償一事最終不了了之。
“太平輪”海難事件后，因為訴訟未結的緣故，中聯公司旗下的另兩艘輪船也被鐵鏈鎖在高雄港，最后全部鏽爛。事實上，除了那些悲憤的受難者家屬，當時也不再有人去關注這樣一艘沉入海底的舊輪船。時至今日，“太平輪”（如果它還在的話）仍舊沉睡在舟山海域白節山附近的海底，與之隔海相望的，大概隻剩下基隆港於1951年豎立的“太平輪遇難旅客紀念碑”（於右任題字），或許還能喚起人們的一點記憶。
生還者后事如何
逝者已逝，幸存者還得繼續前行。在所有幸存者中，原國防部參謀少校葛克大概是最知名的一位。在這場海難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兒家小，隻剩下孑然一身，繼續求存。1949年后，葛克仍在台灣軍中服役，后遇上同樣在“太平輪”上失去親人的袁家姞（其父袁家藝為袁世凱之孫，於這次事件中罹難），兩人結婚生子，共度余生。
36位幸存者中，台北的王兆蘭是最年輕的一位。當“太平輪”傾覆時，她用力抓住弟弟和妹妹的手，事后多年，她仍清楚記得母親跟她說的最后一句話：“帶好弟弟、妹妹！”但是，隻有她一人獲救，母親、弟弟、妹妹均被海浪卷走。事后，父親把她接回了台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她把當年的故事與傷痛深深埋在了心裡，近年來才有所披露。
最具傳奇色彩的生還者大概是葉倫明，他在被救后徑直送回了上海。兩岸隔絕后，葉與在台灣的妻子、兄弟斷了音訊，1980年才得以獲准去香港定居。葉倫明體魄強健過人，他不僅通過了這次海難的生死考驗，而且在之后幾十年中都不曾看過醫生。到香港后，葉倫明經常參加腳踏車、游泳、慢跑“鐵人三項”比賽並曾獲得冠軍，是香港知名度很高的馬拉鬆選手並拍攝過許多公益廣告。但是，葉倫明在香港的境遇並不見佳而且之后始終未婚。
上海的徐瑞娣，其父親當年是“太平輪”船員，海難發生時，她隻有三四歲，“隻依稀記得跟母親到碼頭送父親。從此再也見不到了。”1949年后，徐瑞娣母女仍留在上海，“后來為了生活，母親改嫁，也很少再說起父親和太平輪。”
如今聞名華人界的著名神探李昌鈺，其父李浩民也在這場海難中遇難。當年，其長兄甚至雇了飛機去失事海域上空盤旋尋找，但茫茫大海，毫無所得。父親的罹難加上局勢的變幻，原本富甲一方的李家最終迅速敗落，為張羅兒女的學費、生活費，李昌鈺的母親也不得不出門奔波謀職。多年后，李昌鈺曾感慨地說，“如果不是太平輪事件，父親過世，我后來不會去念警校，也不會走上刑事鑒識這條路，也許就與父親一樣選擇當一名商人吧。”原來，李昌鈺最初考上海洋大學，但因為發現中央警官學校免收學費並倒貼生活補助，於是改而選擇從警之路。
經此海難，生還者及其受難者家屬境遇坎坷，“太平輪”的股東們也同樣不好過，台灣知名電視主持人蔡康永的父親即為其中之一。蔡康永曾在一篇名為《我家的鐵達尼》的文章中說，在“太平輪”上遭難的乘客，人數之多，牽連之廣，無論再怎麼樣的賠償都不可能讓家屬滿意。官司始終無法解決，公司旗下的另外兩艘輪船，最終全部鏽爛，成為廢鐵。所謂“我們的輪船”，從此全部跟我們無關了。
“太平輪”海難只是時局劇烈變動下的一個不諧插曲，在1949年這樣一個歷史轉折口，在這場近代歷史罕見的人員大遷徙中，類似的生離死別何止百萬。據台灣學者林桶法的統計，1949年前后遷台的人數大約在120萬左右（而不是之前所認為的200萬），其中公務人員與一般民眾約60萬人，另一半則是軍隊。這些人來到台灣后，佔到台灣總人口（800余萬人）的七分之一。可以想象，在每個遷台人員的身上，恐怕都蘊含著各種驚險離奇乃至終生難忘的傷痛故事，“逃難”二字，或已深深的烙在了他們下半生的人生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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