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紅岩春秋》發表文章《楊天石談<蔣介石日記>》。文中記述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有一個發展過程。他曾試圖讓周恩來、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人參加國民黨，並許諾他們成為骨干，最終遭到拒絕。當晚，蔣介石在日記裡寫下“匪性難改”，摘編如下。
“皖南事變”以后他寫過這麼一段日記，大意是白崇禧太幼稚，想把共產黨一網打盡，這樣做好像不是時候，或者不妥等。他說，我的想法還是要給共產黨、新四軍留一條生路，隻要他們求饒就可以了。他寫這一段話也有可能是為了開脫自己，到底哪種可能性更大，就需要結合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來分析了。
我認為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有一個發展過程。“四一二”政變以后，蔣介石曾發動5次“圍剿”，就是要消滅共產黨。但抗戰初期，面對日本侵略的危機，蔣介石也想聯合共產黨抗日。1934年前后，他在日記裡曾寫到，對日抗戰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和蘇聯的關系。中國要抗戰首先要研究日本最害怕的是什麼？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國和蘇聯聯合，那麼日本最害怕的就是我首先要做的。所以他在1934年就想利用恢復中蘇關系作為對日本的第一打擊，第二個就是和中共的關系。1933年前后，蔣介石的日記裡有一段分析的話，他說，我的面前有兩種選擇，一個是剿共，“攘外必先安內”﹔另一個是聯合共產黨抗日。他說從天理（這個天理用現在的說法就是社會發展規律，從人心所向）我應該把抗日作為第一。這段日記反映了蔣介石當時的內心矛盾。1935年，他派武官鄧文儀到達莫斯科，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進行談判。他還派陳立夫到蘇聯去訪問，想和蘇聯談判。同時，他又派出牧師董健吾（實際是中共地下黨員），通過宋慶齡的關系到陝北去跟中共談判。董健吾在陝北見到了張聞天，也見到了毛澤東。也就是說從1934至1935年，蔣介石實際上已經在找尋和中共談判的途徑。
另外，在“西安事變”之前，已經發生了綏遠抗戰。過去的歷史學家都認為綏遠抗戰是傅作義發動的，但實際上蔣介石是支持的。綏遠抗戰打的是偽蒙軍，偽蒙軍是日本關東軍扶植的傀儡軍隊，當時佔領了綏遠。但當時的蔣介石還有一個想法，就是中共經過兩萬五千裡長征已經很困難了，現在到了剿共的最后5分鐘，他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這個政策，在陝北把共產黨消滅之后再去抗日。而張學良、楊虎城卻要求他立即停止內戰，馬上抗日，雙方的分歧在這個地方。如果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還是要堅持內戰的。之所以去西安，就是為了督促張學良、楊虎城繼續進攻陝北蘇區。所以，“西安事變”后停止剿共、聯合抗日有被迫的一面。
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后，曾經有過要發揮中共作用的想法。他曾在日記裡寫道：“盡其所能”，“其”指的中國共產黨。蔣介石還寫過這樣幾句話：日本人希望我當屠殺共產黨的劊子手。我絕對不能上他們的當，屠殺共產黨不等於是替日本人當劊子手嗎？另外，1938年，蔣介石在武漢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一個4字方針：“以大事小”。“大”指國民黨，“小”指共產黨和其他黨派，意指用大黨的身份來對待這些抗日的小黨派。比如恢復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國民黨黨籍﹔邀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在武漢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吸收中共黨員周恩來、董必武成為國民參政會的會員，等等。這些都表明了蔣介石想團結共產黨一起來抗日的企圖。
但隨著共產黨的力量發展壯大，蔣介石害怕壯大起來的共產黨會形成一個跟國民黨爭奪百姓，以至爭奪天下的局面。在武漢，蔣介石跟周恩來有過一番談話，大意是國共兩黨聯合抗戰最好，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要團結，要統一。蔣提出，最好把現有的黨派取消，合並組成一個大黨，叫“國民革命同盟會”。周恩來給延安做了匯報，延安回答：同意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而且同盟會可以由蔣做主席，但是共產黨不能取消，也沒有必要取消。為了保持國共兩黨兄弟一般的友誼和團結，中共提出建議：即中共派代表參加武漢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也歡迎國民黨派代表到延安參加中共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蔣介石到達重慶后，有一次找到周恩來、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中共在重慶的領導人談話，他說，我還是希望兩黨合並，但是你們不同意，這樣吧，我希望你們5位都參加國民黨，我保証你們一定會成為骨干。但有一個條件，你們必須退出共產黨。周恩來立即表示：共產黨人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退黨就是背叛了我們的信仰。蔣的要求遭到拒絕。當晚，他在日記裡寫下“匪性難改”。加之，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展迅速，要求擴大邊界，這令蔣介石感到害怕。他想，我跟你一起成立一個大黨，你們不贊成﹔我請你們參加國民黨當骨干，你也不贊成。那麼現在你又要擴大邊界，你越來越壯大了。他擔心這個局面。所以在1939年上半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就是指的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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