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红岩春秋》发表文章《杨天石谈<蒋介石日记>》。文中记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曾试图让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人参加国民党，并许诺他们成为骨干，最终遭到拒绝。当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匪性难改”，摘编如下。
“皖南事变”以后他写过这么一段日记，大意是白崇禧太幼稚，想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样做好像不是时候，或者不妥等。他说，我的想法还是要给共产党、新四军留一条生路，只要他们求饶就可以了。他写这一段话也有可能是为了开脱自己，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就需要结合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来分析了。
我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曾发动5次“围剿”，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但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略的危机，蒋介石也想联合共产党抗日。1934年前后，他在日记里曾写到，对日抗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和苏联的关系。中国要抗战首先要研究日本最害怕的是什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国和苏联联合，那么日本最害怕的就是我首先要做的。所以他在1934年就想利用恢复中苏关系作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第二个就是和中共的关系。1933年前后，蒋介石的日记里有一段分析的话，他说，我的面前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剿共，“攘外必先安内”；另一个是联合共产党抗日。他说从天理（这个天理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社会发展规律，从人心所向）我应该把抗日作为第一。这段日记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内心矛盾。1935年，他派武官邓文仪到达莫斯科，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谈判。他还派陈立夫到苏联去访问，想和苏联谈判。同时，他又派出牧师董健吾（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宋庆龄的关系到陕北去跟中共谈判。董健吾在陕北见到了张闻天，也见到了毛泽东。也就是说从1934至1935年，蒋介石实际上已经在找寻和中共谈判的途径。
另外，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发生了绥远抗战。过去的历史学家都认为绥远抗战是傅作义发动的，但实际上蒋介石是支持的。绥远抗战打的是伪蒙军，伪蒙军是日本关东军扶植的傀儡军队，当时占领了绥远。但当时的蒋介石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共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已经很困难了，现在到了剿共的最后5分钟，他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在陕北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再去抗日。而张学良、杨虎城却要求他立即停止内战，马上抗日，双方的分歧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还是要坚持内战的。之所以去西安，就是为了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进攻陕北苏区。所以，“西安事变”后停止剿共、联合抗日有被迫的一面。
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曾经有过要发挥中共作用的想法。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尽其所能”，“其”指的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写过这样几句话：日本人希望我当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我绝对不能上他们的当，屠杀共产党不等于是替日本人当刽子手吗？另外，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个4字方针：“以大事小”。“大”指国民党，“小”指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意指用大党的身份来对待这些抗日的小党派。比如恢复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国民党党籍；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吸收中共党员周恩来、董必武成为国民参政会的会员，等等。这些都表明了蒋介石想团结共产党一起来抗日的企图。
但随着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壮大，蒋介石害怕壮大起来的共产党会形成一个跟国民党争夺百姓，以至争夺天下的局面。在武汉，蒋介石跟周恩来有过一番谈话，大意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最好，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要团结，要统一。蒋提出，最好把现有的党派取消，合并组成一个大党，叫“国民革命同盟会”。周恩来给延安做了汇报，延安回答：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而且同盟会可以由蒋做主席，但是共产党不能取消，也没有必要取消。为了保持国共两党兄弟一般的友谊和团结，中共提出建议：即中共派代表参加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也欢迎国民党派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共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到达重庆后，有一次找到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王稼祥等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谈话，他说，我还是希望两党合并，但是你们不同意，这样吧，我希望你们5位都参加国民党，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成为骨干。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退出共产党。周恩来立即表示：共产党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退党就是背叛了我们的信仰。蒋的要求遭到拒绝。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匪性难改”。加之，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展迅速，要求扩大边界，这令蒋介石感到害怕。他想，我跟你一起成立一个大党，你们不赞成；我请你们参加国民党当骨干，你也不赞成。那么现在你又要扩大边界，你越来越壮大了。他担心这个局面。所以在1939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就是指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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