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聲宏
“文化大革命”中，文藝界是重災區，林彪、“四人幫”揮舞著“文藝黑線專政”論大棒，把我國好端端的文藝隊伍打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慘不忍睹。尤其是那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作家，更是無情打擊，毫不手軟。不是勞改判刑，就是充軍發配。著名“大右派”丁玲和艾青的遭遇就是如此，他們一個被“充軍”到新疆，一個被發配到北大荒，受盡了各種磨難、欺凌和羞辱。
1976年粉碎“四人幫”，大快人心。1978年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我國政治形勢發生了巨變。隨著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種種罪行的深入和對極左路線的清算，黨的實事求是路線得到恢復，文藝戰線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被錯劃為“右派”和其它冤假錯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文藝界重振文藝隊伍，恢復作家協會組織，文藝園地又呈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197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北京召開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三千多文藝工作者歡聚一堂，共議國家大事，共商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發展大計。與會代表個個心情舒暢，笑逐顏開，暢所欲言。當時，我作為《紅旗》雜志記者參加了大會，親自感受了這種歡欣的氣氛。記得在大會報告之后分組討論時，我所在的中直代表團第三組，聚集了一批成就卓著、名聲顯赫的老作家，包括已平反昭雪、摘掉“右派”帽子的丁玲和艾青，他們激情澎湃，心花怒放，在會上顯得格外輕鬆愉快。這從討論會上他們關於“右派”摘帽的一段調侃中，可以窺其喜悅心情之一斑。
那是10月31日上午九點，中直代表團第三組討論會在北京西苑飯店9號樓會議室召開。會議由韋君宜主持。第一個發言者是冰心，她從美國搖滾樂流傳到中國談起，談到如何引導和教育青少年的問題。於是，引發了大家對搖滾樂和搖擺舞的不同看法。有的說，不該引進這些西方的東西，對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不利﹔有的說，引進一點沒有什麼關系，有利於開闊視野，增長見識，沒有什麼可怕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有說有笑，空氣頓時活躍起來。艾青和丁玲最為活躍，發言次數最多，特別是艾青，發言中不乏幽默之詞和調侃之語，到后來他的發言就走了題，東拉西扯，竟扯到大家都有意回避的“右派”問題上來了。這原本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話題，但是心胸豁達的艾青卻笑著自我解嘲，不緊不慢地談到自己的“右派”問題上來了。他說：“不經意之中，戴了一頂‘右派’帽子，原來說，戴上三年五載就不戴了，誰知一戴就戴了二十一年。二十一年呀！最后告訴我三個字：‘搞錯了’！這三個字，一個字就是七年！”
丁玲搶過話頭調侃說：“你以為二十一年就戴夠了？”
艾青反問：“還能怎麼著？還要繼續戴下去？”
丁玲說：“那可說不定。對右派摘帽，有的人至今還不甘心，他們還想著有那麼一天再給你戴上呢！我就聽說有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單位要辦書展，工作人員布置櫥窗時，把我的一本書也擺進去了，被一位領導發現，批評工作人員說：‘你怎麼把右派分子丁玲的書也擺上去了？’工作人員解釋說：‘丁玲已經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那位領導反駁說：‘摘掉帽子也還是摘帽右派呀！’可見，對右派摘帽，並不是每個人都甘心的。說不定有人把帽子拿在手裡，隨時給你戴上哩！”
當然，這樣的事不可能再發生。
從他們簡短的對話中，隱隱約約地可以感受到，深受極左路線之害的老作家丁玲等人，在歡慶勝利之余，也許還心存余悸？不過，從他們歡快樂觀的神情來看，似乎並非如此﹔或者她是想借題發揮，借以喚起人們對極左路線余毒有可能重新回潮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已經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歷史時期，如此荒唐的歷史決不會重演﹔即便有個別人想走回頭路、恢復昔日的以階級斗爭為綱那一套，已是逆潮流而動，不可能了。我們常說，年輕人才是祖國的未來。如果把這樣的荒誕故事講給現在的年輕人聽，具有改革開放意識的他們怎麼會信以為真呢？也許，他們會以為這隻不過是老一代人在上演一出荒誕無稽的鬧劇呢！
（作者為求是雜志社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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