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收到的“蔣軍擬突襲石家庄”情報電文
①劉光國 1948年，劉光國成功打入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部作戰處
②中共中央華北局社會部秘書長、劉光國情報小組的領導甘陵
③劉之驥與夫人合影
④北平《益世報》採訪部主任、中共北平職青支部的地下黨員劉時平
⑤趙龍韜將軍
⑥李智
電視劇《北平無戰事》在央視的熱播，又一次引發人們對革命戰爭年代諜戰故事的關注。
鮮為人知的是，在整整66年前，為粉碎蔣介石與當時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密謀的偷襲石家庄（舊稱石門）計劃，保衛解放不久的石家庄和當時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確保“石門無戰事”，從地下工作者的緊急背誦到著名記者的酒桌採訪，從糧草炸藥的軍情細節到“石門情報站”的絕密消息，我黨在第一時間至少從四條地下情報渠道同時截獲並傳回了一份重要絕密情報。
短短幾天時間內，經過軍事上的火速調動和政治上的宣傳威懾，我黨徹底粉碎了傅作義南下偷襲石家庄的計劃，也留下了“毛澤東三篇雄文退軍”的千古佳話—
66年前，四條地下情報確保“石門無戰事”
“傅作義部隊如此機密的軍事行動，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共中央至少從四條地下情報渠道獲悉，這場情報大戰堪稱中共情報斗爭史上輝煌的一筆。”2014年10月27日，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處處長劉岳向記者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作為長期研究解放戰爭時期華北局地下工作的黨史專家，劉岳曾經親身訪問過戰斗在當年四條隱秘戰線上的近半數地下工作者，搶救性挖掘了大量珍貴史料。
1948年10月下旬，蔣介石與時任國民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密謀偷襲石家庄（舊稱石門）和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以此挽回東北戰場敗局。“10月23日，華北‘剿總’開會下達偷襲石家庄的作戰任務和部隊編制的命令：行動對內代號‘穿心戰術’，部隊對外稱‘援晉兵團’。”根據當時的斗爭形勢，“穿心戰術”可謂抓住了當時石家庄地區解放軍兵力部署空虛的軟肋，從局部戰場來說，的確是步狠招。然而，蔣介石和傅作義做夢也想不到的是——
作戰密令下達前一天，地下工作者背下全文
“任命94軍軍長鄭挺鋒為總指揮，騎四師師長劉春芳、新二軍暫32師師長劉化南為副總指揮，率3個軍、10個師、1個旅共10萬兵力，並配屬爆破隊及汽車500輛，攜帶100噸炸藥，分偷襲、策應兩個梯隊，從北平、涿州地區沿平漢線及兩側，兵分三路秘密向南開進﹔24日開始集結。佔領石家庄后，由竹生任市長、劉化南任守備司令。”
“逐字逐句背下這條絕密情報的是兩個人，一位叫劉光國，另一位，隻能說叫金××，出於保密需要，即使是在66年后的今天，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仍然不能公開。在隱蔽戰線，還有許多像金××一樣的人，他們個人的情況也許永遠不會為人所知，卻默默地為黨和國家奉獻了一生。”介紹這些情況時，劉岳突然嚴肅起來的態度驟然把記者帶進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歲月。
這兩位地下工作者隸屬中共中央華北局社會部甘陵情報組，當時潛伏在華北“剿總”參謀處擔任司書。在當時那樣緊張的作戰氣氛下，他們二人已經預感到了部隊要有大動作。於是，二人巧妙地向參謀處的同事、繪圖員崔德義了解情況。崔德義對他倆毫無戒心，表示上峰讓其繪制石門、阜平一帶的地圖——顯然，行動目標就在石家庄、阜平一帶。
事實上，偷襲石家庄這個絕密計劃的所有作戰命令、部隊調動，國民黨華北“剿總”都用密碼傳遞，具體工作由傅作義的親信參謀處長和作戰參謀何祖修辦理。10月22日，作戰參謀何祖修親手把發給94軍的關於偷襲石家庄、阜平、平山等地的作戰命令、計劃交給司書劉光國、金××抄寫。他們倆掩飾住內心的興奮，在抄寫的同時，憑借平素訓練的強記本領，把作戰命令、計劃全部背了下來。
23日上午，華北“剿總”下達偷襲行動命令。在同一天的早晨，金××在北平西安門附近的一家回民餐館，將情報向負責人甘陵一字不差地做了匯報。
而就在這一天晚些時候，另一條戰線上一位特殊的地下黨人，也憑借自己敏銳的“新聞嗅覺”，取得了與之相印証的重要情報——
推杯換盞間，名記者套出了部隊動向
距離西柏坡30公裡的平山縣裡庄，是《人民日報》的創刊地。66年前，毛澤東“嚇退”傅作義大軍的三篇雄文，就是在這裡最早見諸報端的。如今，在人民日報裡庄創刊舊址紀念館裡，在刊登三篇文章版面的展板旁，還展出了一位特殊記者的照片。
“經常有《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到我們這裡憑吊，有人看到這張照片時會驚訝地說，沒想到一個記者起過這麼重要的作用，可是也有人會說，這位名記者做過的驚天動地的事多了……”紀念館工作人員康貴起指著展板上的照片說。
這位記者就是當時華北局城工部地下黨員、《益世報》採訪部主任劉時平。
“劉時平一生極具傳奇色彩，他曾經冒著生命危險真實報道了李公朴事件，也曾經沖破重重阻力探明了沈崇的身世。”劉岳告訴記者。“蔣介石1948年10月17日飛到北平后，華北局城工部部長劉仁奉聶榮臻司令員的指示，要求北平地下黨了解蔣介石的動向。因為劉時平與傅作義的騎兵十二旅旅長鄂友三、華北‘剿總’爆破隊長杜長城、國民黨憲兵三團營長劉建龍都是綏遠人，與鄂友三還是綏遠一中的同學，而騎兵十二旅正派駐涿州練兵，所以這個任務最終交到了他的手裡。”
於是，北平新聞界的外勤記者聯誼會組織了一次到涿州的採訪，回到北平后，10月23日晚，劉時平與鄂友三、杜長城、劉建龍三個綏遠老鄉飲酒歡聚。這三個人對“晉人治綏”特別是傅作義長期統治綏遠極為不滿，借著酒勁，鄂友三說：“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產黨的老窩。這次兄弟要大顯身手了。”
劉時平聽后大吃一驚，忙於杯來盞去之中把情況了解清楚。第二天凌晨,劉時平又乘鄂昏睡未醒之際，親自跑到西直門火車站，利用《益世報》記者的職業作掩護，通過了軍警盤查，探明了杜長城所說的爆破隊確實在裝車待命，接著又在巧妙地弄清了列車的發車時間和方向后，向上級匯報了這一情報。
與此同時，注意到敵人動向、特別是非同尋常的大規模炸藥運輸的，還有一位身份更加特殊的地下工作者——
“南有基灃，北有龍韜”
“我們兄弟倆都在電視上追著看《北平無戰事》，還一直在QQ裡討論，它和當時的歷史氛圍確實很接近。”電話那頭，82歲的北京警察學院離休干部趙明勇這樣對記者說。他和84歲的兄長、國家物價局離休干部趙明仁，都是60多年前親歷過那段特殊歷史歲月的地下工作者，而他們的父親趙龍韜，正是為“石門無戰事”傳回特殊情報的第三條渠道的關鍵人物。
“趙龍韜是東北軍出身，作為少帥張學良的親信部下，曾參與過西安事變，捉蔣用的就是他的佩槍。”劉岳告訴記者，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將軍衛隊營營長孫銘九率士兵前往西安郊外華清池扣押蔣介石，自己卻忘了帶手槍，於是順手要了趙龍韜的手槍。
抗戰勝利后，趙龍韜反對內戰，主動為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滕代遠提供情報，1947年11月，趙龍韜出任國民黨北平聯勤第五補給區少將副司令，根據北平地下黨“學委”領導崔月犁的指示，趙龍韜與華北局城工部專門負責軍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建立了秘密聯系，而為之牽線搭橋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二兒子趙明仁——當時不滿16歲的輔仁附中學生、中共地下黨員。趙龍韜的三兒子趙明勇則是北平市三中學生、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的盟員。
“從此，國民黨華北‘剿總’系統的后勤供應、軍事調動等情報，源源不斷地從我家當時住的北平石碑胡同花園大院1號秘密傳向華北局城工部。”趙龍韜的二兒子趙明仁告訴記者。在中共北平地下黨的精心安排下，趙龍韜的“將軍府”成為中共在北平有效的情報來源之一。
“1948年10月，傅作義集中了一些兵力准備突襲我石家庄和西柏坡黨中央所在地，敵人命令聯勤方面裝好幾車皮炸藥待命。趙龍韜立刻將這一情況告訴我，我報告了城工部。城工部從其他渠道也獲悉傅作義准備突襲西柏坡同樣的情報。黨中央採取了有力措施，粉碎了敵人的陰謀。事后劉仁曾帶來口信，對趙龍韜提供這項情報表示感謝。”與趙龍韜秘密聯系的王甦，在《我在黨的領導下開展敵偽軍工作》一文中這樣寫道。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劉仁在王甦的陪同下，特意到趙龍韜將軍家中探望。當時擔任北平市市長的葉劍英則講過這樣一句話：“南有基灃（指我黨長期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佩劍將軍’何基灃），北有龍韜”。
1948年10月23日，當甘陵情報組和劉時平、趙龍韜等方面分頭截獲傅作義部偷襲計劃時，情況已經萬分危急：此時離華北“剿總”擬定的偷襲行動時間27日隻有3天了。如何把情報迅速安全傳給黨中央，成為擺在地下工作者面前最重要的任務——
上天入地，絕密情報殊途同歸急送黨中央
“原本，用地下電台發報是最快捷的，但不巧的是，此時甘陵情報組的王文密台，由於天線被隔壁一個可疑的人拉上一根線，擔心暴露，報務員王文撤回了解放區。所以，隻能用原始的辦法人工報送。”劉岳告訴記者，戴繼清是甘陵情報組抄寫員，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工作，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局級離休干部，劉岳曾對他進行過多次採訪。據戴繼清回憶，當時為了保險，甘陵讓他把情報抄寫了三遍，並縫在一件內衣裡。
1948年10月23日中午，甘陵帶著這件特殊的內衣，與情報組交通員劉之驥在中華門內小鬆樹林（今毛主席紀念堂位置）接頭。甘陵一邊走一邊對劉之驥逐字背下了情報要點。親歷者劉之驥兩個月前以92歲高齡在北京去世，接下來的故事，隻能按他生前回憶來講述：與甘陵分手之后，劉之驥找到隱蔽在大蔣家胡同的華北局社會部徐水交通站交通員靳國璋，在前門東站乘下午3時火車出發。
火車到河北涿州西南的鬆林店鎮后不能走了。這時天色已晚，劉之驥和靳國璋沿公路繼續步行南下。一路上，隻見傅作義部隊的運輸汽車魚貫而行，氣氛十分緊張。當夜12時左右，劉之驥、靳國璋到達高碑店。沒有了汽車燈，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無法繼續前進，他倆隻好先在一家小店住下。由於半宿的疾行，劉之驥雙腳已經打起了血泡。
10月24日凌晨，就在劉時平急奔西直門了解爆破隊動向的時候，劉之驥他們已經離開了小店，沿拒馬河、穿青紗帳，中午時分，兩個人終於趕到了屬於解放區的西洛堡村，找到了定興縣公安局局長黎平琪——這時候，繼續趕路已經來不及了！
於是，劉之驥借定興縣政府的電話，接通軍分區。為了証實自己的身份和情報的真實性，劉之驥報出了自己的秘密代號“C01”、上級領導甘陵的秘密代號“B01”。軍分區做完記錄后，答復立刻報告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寫有完整情報的內衣，其后也被送至華北局滿城情報站。
“根據記載，劉時平方面的情報則是通過秘密電台傳遞的，有關地下黨組織冒險破例開機，於1948年10月24日上午10時許，將這份關系重大的緊急軍事情報，以無形的電波形式通過華北局城工部和華北軍區，一直傳向中央軍委。”劉岳告訴記者，由於地下工作單線聯系等原因，這條情報的具體傳遞鏈，至今還沒有准確的說法。但正是由於絕密情報由不同渠道源源不斷傳向西柏坡，24日這天上午，一條由周恩來副主席起草的戰斗指令很快發向四面八方，冀中、北岳兩區的黨政軍民緊急動員起來，准備奮戰抗敵。
緊急動員起來的並為保衛石家庄、保衛黨中央作出了極大貢獻的，甚至還有國民黨華北“剿總”二處的一部電台，而這也正是確保“石門無戰事”背后的第四條情報渠道——
17封“假情報”，“石門情報站”助推“空城計”
如今，在石家庄市人民警察博物館，一張照片被赫然挂在顯眼的位置，照片下方有簡短介紹：“李智，曾在解放戰爭中為我黨在石家庄的地下情報工作作出過突出貢獻”。
石家庄市公安局檔案科科長馮朝勇告訴記者，作為長期戰斗在隱蔽戰線的地下工作者，保存至今的李智歷史資料並不多，整個博物館隻有這一張歷史照片。
而在曾對新中國成立前我黨在石家庄地下工作進行過全面資料搜集和研究的石家庄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黨福民看來，李智在解放戰爭中為我黨地下情報工作所做的，遠非一句“作出過突出貢獻”所能概括。
在傅作義偷襲石家庄計劃實施時，李智有兩個身份：公開身份是國民黨華北“剿總”二處石門情報站中校站長，真實身份卻是中共地下黨員。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為了把潛伏的國民黨特務全部肅清，黨組織決定李智仍潛伏在軍統特務組織內，專門偵破國民黨特務組織。
1948年春起，經我方上級批准，李智利用軍統方面配發的電台向華北“剿總”二處“匯報”情況，並換回國民黨的有關情報。當年10月，就是這部秘密電台突接國民黨方面密電，稱：傅作義計劃攻打石家庄，目的是緩和太原被圍攻局勢，要求李智用電台提供石家庄中共軍政設防情報，並指示他離開石家庄繼續隱蔽，不要暴露身份。
收到電報的李智立即將情況報告石家庄市公安局和石家庄市委。時任中共石家庄市委書記劉秀峰等閱后，火速報送黨中央。同時，市公安局還指示李智按敵人命令攜電台撤至藁城。
“李智‘余則成’似的雙重身份，讓他在反偷襲斗爭中，不但能及時獲得國民黨軍隊的情報，還遵照中央領導指示，連續向華北‘剿總’二處發電報17封，真真假假、以假亂真、迷惑敵人，直接打擊了敵人的士氣、遲滯了敵人的行動。”談及李智在此次反偷襲中的作用，劉岳如此評價。
三篇新聞稿，打破傅作義偷襲西柏坡幻想
1948年10月25日一早，劉之驥在定興縣西洛堡村收聽到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播發的一則新華社消息《蔣傅軍妄圖偷襲石家庄》，他知道情報要點已經到了黨中央手裡，自己的任務完成了！
“及時”收聽到這條消息的，還有傅作義的新聞秘書。根據史料記載，當傅作義收到秘書抄錄的這條消息時，立即指示秘書長王克俊不要輕舉妄動，一切行動要謹慎小心。
一條一條情報陸續傳向西柏坡。10月26日，毛澤東撰寫了第二條新華社電訊稿《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 緊急動員一切力量 准備迎擊匪軍進擾》，並於10月28日刊載於《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此時，冀中軍區第七縱隊和上萬民兵已在望都、唐河兩地構筑抗阻陣地、嚴陣以待。10月30日晚，敵軍先頭部隊進至唐河南岸，離石家庄約100多公裡。華野三縱星夜兼程，於10月31日凌晨趕到沙河，從正面擋住了敵軍。至此，情況全面轉危為安。
10月31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石庄人民充滿信心，准備殲滅蔣傅匪軍》的消息，當天，毛澤東撰寫了第三篇新華社評論《蔣傅匪整個北方戰線隻有幾個月就要完蛋 妄想偷襲石家庄究竟他們要不要北平》，發表在11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
軍事打擊和政治威懾使傅作義完全明白了自己的處境，即下令退兵。傅作義軍襲擊石家庄，是這個武裝集團最后一次出擊。遼沈戰役勝利后，我東北野戰軍揮師入關，平津戰役隨即拉開了戰幕。
偷襲西柏坡失敗后，傅作義開展內部大審查，劉光國等人成為了懷疑對象，劉光國和戰友經受住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最終反而策反了搞清查的敵方工作人員，繼續潛伏、報送情報，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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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則成”們今何在
像電視劇《潛伏》中的余則成一樣，劉光國等戰斗在隱蔽戰線的英雄們以自己的大智大勇為新中國成立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劉光國仍在隱蔽戰線工作，直至1987年從廣東省國家安全廳一局局長位置光榮退休，至今健在。
甘陵，新中國成立后則先后任過國際關系學院黨委副書記、副院長和中央直屬機關一局局長等職，長期從事國家機密情報工作，晚年定居河北省石家庄市。1994年12月11日病逝於石家庄，終年91歲。他的骨灰，就撒在西柏坡附近的崗南水庫。
劉時平也曾被北平憲兵三團一個營長用槍口頂住額頭威脅，最終僥幸躲過一劫，新中國成立后成為《人民日報》高級記者，1999年9月病逝於北京，享年84歲，他的個人文集叫做《我就是記者》。
1948年底，解放大軍包圍北平之后，趙龍韜用四天四夜拓出了完整的北平布防圖，秘密送到了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北平和平解放后，趙龍韜作為起義將領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遼寧省政協副主席，1987年病逝於大連，享年87歲。花園大院甲9號的將軍府邸，現如今也變身為國家大劇院。
李智，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石家庄市公安局政偵科副科長、科長，市民政局副局長，市勞動教養所所長、黨委書記，市計劃生育辦公室副主任，市公安局顧問(享受地市級待遇)。1991年5月被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級金盾榮譽章”。1996年6月30日因病逝世，享年79歲。（文/記者 王思達 本文圖片由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及《人民日報》創刊舊址紀念館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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