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宋美齡在台灣的際遇

終未跳出個人的局限

宋美齡在台灣政壇施展不開，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則她的權威是靠著“第一夫人”的平台發揮出來的，這種依附而非掌控權力的狀況，必然隨著“第一夫人”身份的消失而快速削弱，沒有了“第一夫人”的平台，在現實政治利益的角力之下，除了老部下那點情感的顧念之外，她的影響力就可想而知了。何況以蔣經國的性格、能力、權勢，她如何能帘后聽政、干政？

二來，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國”情結讓她不能超越局限，俯覽局勢變遷。以她單方面否決國民黨中央案、延遲李登輝代理黨主席一事為例，宋楚瑜等之所以抗命不從，排除其個人前途考慮，更根本的恐怕是反國民黨獨裁專制。當時，開放、民主的台灣社會民意趨向已勢不可擋，輿論以“新版宮廷政變”描繪李登輝代理黨主席案的這場內部紛爭，正是這一趨向的反映。蔣經國看到了這一民意趨勢，順應了這個趨勢，宋楚瑜等也挾民意而為，宋美齡卻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最終隻能離開台灣，遠走美國，求個眼不見心靜。此外，台灣與大陸長期阻隔，台灣民眾，包括國民黨在台培養的新生代，並不太了解國民黨在大陸的歷史，缺乏對她的了解和理解，也就更不在意、且更反感她的介入，不懂她的干政主要來自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因此反抗得便很強勢。這諸多因素綜合，注定宋美齡一定會在政壇權斗中受傷乃至落敗。

當然，李登輝后來掀起的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斗爭，以及其“台獨”的作為，不能全從1988年的民意潮流中來解讀，相反，卻正印証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不放心。隻能說，對時代脈搏沒有拿捏准，湮滅了宋美齡對李登輝的直覺的警惕，否則宋美齡應該是另一種作為吧？

政治人物必須有突破自己局限的能力，才能化危機為轉機，維持政治影響力不輟。這是看宋美齡晚年在台際遇給我的一點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