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祖居地鄧州的不了情

二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歷任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和中央機關的多個重要職務，和祖居地鄧州鄉親更有機會接觸了。習仲勛在維護黨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也盡可能對鄉親們,在不違背原則的情況下給予適當的關照。

鄧縣解放后，習宗斌因擔任過國民黨部隊營長及民團副團長，一度成為當地群眾的斗爭對象。1949年底，習宗斌輾轉西安，找到時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區政委的習仲勛，介紹自己的情況說：“我是習子中，想到您這裡工作”。習仲勛說：“你就是習子中？我曾經給你去了三封信，想邀你來共事，你音信全無，現在才來找我，你留下地址，我看看情況再說”。不久，習仲勛在詳細了解習宗斌的情況后，將習宗斌安排在西北局招待所工作。后根據工作需要，習宗斌調入西安文史館工作，任文史館館員。習中銘和習中堂也都是習仲勛的族兄弟，習仲勛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介紹給有關部門，安排適當的工作。

1959年10月，河南省委宣傳部與省文化廳決定讓河南省鄭州市曲劇團到北京匯報演出，展現一下河南地方戲風採。鄭州市曲劇團為了充實陣容，從開封市曲劇團借來曲劇皇后張新芳(鄧縣人)及其丈夫名演員劉道德等參加演出。他們到京后,想不到旗開得勝、唱紅京城，並受到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的關注。演出第三天，習仲勛特意觀看演出並舉行了招待宴會。宴會上習仲勛和大家暢敘鄉情，並問：“劇團有鄧縣幾位同志？”眾人回答說有7人。習仲勛拍著當時劇團中隻有15歲的段天錄的頭說：“小老鄉可要努力學好技藝，鄧縣出戲劇人才呀！”宴會后，習仲勛還和大家合影留念。

習仲勛和族叔習強齋的交往更是持續數十載。1953年9月，祖籍鄧州，早年到延安投奔革命，后任華北軍區后勤部油料部供管科科長的習強齋，從《人民日報》上看見一則“習仲勛同志任政務院秘書長”的消息，十分高興，當即給習仲勛去了一封信。習仲勛立即回信，邀他到家敘談。叔侄這次見面一談就是幾個小時。自此，兩家常來常往。習強齋后轉業到河北省三河縣（今三河市）工作。三河縣距北京較近，他利用星期天或節假日,常去習仲勛家做客。習仲勛的兒子和習強齋的孫子也均以兄弟相稱，彼此十分融洽。

1962年秋，由於康生等人陷害,給習仲勛戴上利用小說《劉志丹》反黨的帽子，習仲勛蒙冤在家。習強齋唯恐習仲勛忍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常擠時間到習仲勛家，和習仲勛一起談心，為習仲勛消愁解悶。

1967年1月，習仲勛被紅衛兵從洛陽抓到西安批斗，周恩來為了習仲勛的安全,1968年1月將他轉到北京衛戍區監獄“監護”。習仲勛在監護期間，習強齋十分牽挂。待習仲勛的監護環境有所改觀，他專程從老家趕到北京，通過關系到習仲勛監護處看望。當習強齋把自己買的襯衣為習仲勛換上，看到脫下的襯衣上長滿虱子時，禁不住老淚縱橫。他極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對習仲勛說：“戰爭年代多少次死裡逃生，那麼艱難都過來了，如今要好好活著，受點冤屈耐心等待，總有天晴的日子。”

1975年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習仲勛被解除監禁，安排在洛陽耐火材料廠休息養病。他和夫人齊心，受到廠裡群眾的熱烈歡迎。在廠裡他感受到了來自人民群眾的溫暖和真誠關懷，精神狀態很快好轉起來，身體也很快得到恢復。

習仲勛在洛陽期間，習強齋應邀到洛陽，每次都要帶一些家鄉的土特產，聊以彌補習仲勛生活上的不足。兩人無話不談，形影相伴，既是家人，又像朋友。

一次，習強齋的孫子習良欽乘出差之便，路過洛陽，為大伯習仲勛買了一件當時比較流行的的確良襯衫，被習仲勛語重心長地教訓了一頓：“要和人們比貢獻，不能和人們比吃穿。”臨走時，習仲勛硬是往習良欽口袋裡塞了50元錢。回家后習良欽不無風趣地對鄉親們說：沒想到，給大伯買件襯衫還賺錢。

1975年春的一個晚上，時任鄧縣電信局報話班報務員的周振鐸值夜班。9點左右，周振鐸收到一份來自洛陽的電報，是發給鄧縣縣委、縣革委會的，電文如下：“我叫習仲勛，我老家是鄧縣的，我想回去看看，你們是否同意？請回電。習仲勛。”

周振鐸看完電文后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他早聽說過習仲勛是鄧縣十林公社習營村人，曾是在中央工作的一個大人物，“文革”前當過國務院副總理。第二天一早他交接班后，就迅速把電報送到了縣革委會值班室。隨后，鄧縣革委會研究決定，同意習仲勛回鄉探親。不過，當時處於文革非常時期，由於多種原因，習仲勛未能實現他的尋祖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