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芳
人數問題，一直以來就是中日兩國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分歧點和爭論點。１９８３年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的學者孫宅巍，將畢生精力放在了“人數”這一關鍵問題上。
１９８３年從黨政機關“歸隊”到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孫宅巍，最初並沒有以南京大屠殺為研究方向，但１９８２年在日本右翼篡改教科書的刺激下，江蘇省和南京市有關部門著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建館、立碑、修史”，剛到研究所不久，還沒有其他研究課題的孫宅巍就被安排去參與了這一重要工作。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３０萬人雖然早有法庭判決，但日本右翼不斷質疑。作為歷史學家，我覺得對這一數字進行實証研究，是勢在必行的重要的工作。”他說，想要得出這一數字，無外乎兩個方法，一是將各地被日軍殺害的人數相加，二是數尸體。但第一種方法已難以實現，因為沒有哪個人能夠親眼目睹到底被殺害了多少人，日軍自己即使掌握這一數字也絕對不會公布。
那就隻有數尸體了。這一數，就是３０多年。
“研究埋尸記錄３０多年，就好像我用這麼長時間在挖一口井，或許也有人中途來挖一鏟子、刨幾下，但一定沒有我挖得深。”孫宅巍說，一開始，他通過對三種渠道的研究發掘相關信息：一是社會慈善團體和私人，因不忍目睹慘狀，基於社會公德將遇難同胞尸體掩埋﹔二是偽區政府為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對尸體進行了掩埋﹔三是侵華日軍為掩蓋血腥暴行，逃避世界輿論的譴責，實行毀尸滅跡。“當年的埋尸隊都留下了記錄，尤其是慈善團體，他們是埋尸的主力。”孫宅巍說。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經學術界整理的埋尸記錄為：慈善團體（４個）共掩埋１８．５萬具，市民掩埋隊（３個）共掩埋３．５萬具，偽區政府（２個）共掩埋６０００余具，共計２２．６萬具。
而隨著相關專家，特別是孫宅巍對檔案資料的深入挖掘，又有一批極具價值的埋尸資料被發現，從而使已知的參與埋尸的慈善團體增加到８家、市民掩埋隊增加到４支、偽區政府增至４個。資料匯總顯示，各慈善團體收尸１９．８萬具、市民掩埋隊收尸４．２萬具、偽區政府收尸６０００具（扣除交叉統計部分），總數已達２４．６萬具。
“這仍然是不完全統計。”孫宅巍表示，考慮到有相當數量的尸體，由於種種原因，如被親屬個別掩埋，於藏尸洞內未被發現，或雖被有組織掩埋但檔案資料散失，未被統計到任何一種處理尸體的數字之中等情況。據此綜合考查，應當說，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日軍僅於佔領南京后最初的六個星期，不算大量拋江焚毀的尸體，即屠殺了平民和俘虜“２０萬人以上”﹔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被害總數達３０萬人以上”，均是有充分根據的。
２００５年，孫宅巍出版《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該書有關埋尸的部分，匯集了他對遇難人數的最新實証。但就在此書出版后不久，他又發現一份《督辦南京市政公署衛生處籌辦掩埋尸體計劃書》（１９３８年５月），該計劃書稱：“查本市城廂附郭一帶仍有暴露之尸體約五萬余具，雖有相關組織擔任掩埋工作，但亦限於經費，未能悉埋。”這說明至１９３８年５月，南京城廂附郭一帶還有５萬具尸體等待掩埋。而以往的埋尸統計，大體均是截至１９３８年５月。不過，在這份計劃書制定后，這５萬具尸體究竟是如何收埋的，便再無下文。
孫宅巍認為，如果這份計劃書的內容，能夠得到其他檔案資料的支持，予以確認，那麼這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及其規模的估計。
雖然執著於計算“數字”，但孫宅巍心中更為遇難者名單的缺乏耿耿於懷。
“遇難者名單的缺乏一直以來與人數認定的爭議相伴的。對死難者名單的補課，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國家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這些囯家史學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孫宅巍認為，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始終認為“人數問題”從學術層面上是可以討論的，不是說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麼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盡可能地接近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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