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習仲勛畫傳》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國范圍出版發行。書中記述習仲勛曾蒙冤16年，兩次下放洛陽。第一次下放洛陽，與家人一別就是整整七個年頭。1972年，獲周恩來特別批示，習仲勛得以與家人見面。然而因分別的時間太久，習仲勛已分不出兩個兒子，摘編如下。
1972年冬，齊心獲准帶著兒女看望監護中的習仲勛。為了這次相見，齊心和子女專程從外地趕回北京，並拍攝了這張照片。前排右起：齊橋橋、齊心、習安安。后排右起：習近平、習遠平。
1965年12月7日，習仲勛第一次下放河南洛陽，擔任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從國務院副總理到工廠副廠長，這樣的人生落差不可謂不大，但人們從習仲勛臉上卻看不到一絲的沮喪和消沉。
習仲勛每天上午到第二金工車間電二班勞動，下午讀書看報。他還保持著兩個生活習慣，一是泡澡，一是散步。他和工人們一起在大池子裡泡澡，一邊洗一邊拉家常。晚飯后，他會走到不遠處的蘋果園，和群眾在田間地頭聊天。
可惜，這樣相對寧靜平和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
對這場迅速波及全國的“文革”運動，習仲勛從一開始就感到困惑和不解，對紅衛兵的“打砸搶燒”很是氣憤。給他理過發的丁宏如師傅記得：“有一次在那裡理發，他看見造反派把公家商店裡的煙和酒拿出去燒掉，他很生氣，告訴范秘書說，記下，寫信給總理，豈有此理！我說，你不要管這事，造反派都是紅衛兵，他們不講道理呀。他說我不怕！我這一輩子沒有見過這樣把國家財產拿出來燒的。 ”
1967年1月1日，《紅旗》雜志刊登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文章，公開點名批判周揚和小說《劉志丹》，矛頭再次指向習仲勛。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習仲勛被來自陝西的紅衛兵強行帶往西安關押、批斗。在西北大學，他和負責看守他的一名紅衛兵成了彼此信任的朋友，在京的家人還收到了從西安寄來的一冊
精裝本《毛主席語錄》和一封信。這是非常歲月裡難得的溫暖。
在一次批斗會上，習仲勛遇到了自己的“良師益友”、陝西省原省長趙伯平。在八屆十中全會西北組會議上，趙伯平堅持“仲勛是個好同志”，堅持不揭、不批、不表態，因此受到株連。習仲勛望著已經是65歲老人的趙伯平，心裡非常難過。趙伯平長嘆了一口氣，說：“唉，想不到老了老了還招了這個禍！ ”
習仲勛把自己遭受批判的情況和對“文革”的不理解寫信向周恩來反映。習仲勛的境況引起周恩來的重視。 2月中旬，周恩來在接見西安造反派代表時批評道：“我們都不知道，你們為什麼隨便把習仲勛抓到西安！ ”並一語雙關地說：“你們抓住一個習仲勛，以為如獲至寶，那是一個刺猬。 ”
3月19日，陝西省軍區即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宣布對習仲勛實行軍事管制，轉移到省軍區機關，實際上暫時保護了起來。
10月2日，造反派又將習仲勛拉到富平縣迤山中學操場批斗，富平縣委書記周惇陪斗。當習仲勛走上臨時搭建的批斗台時，台下數千雙眼睛齊刷刷地朝他望去。這都是十裡八鄉趕來的鄉親們，每個人的心裡都牽挂著這位家鄉的英雄。天氣悶熱，看到習仲勛不時擦著臉上的汗水，台下有人趕忙找來一把傘站在身邊給他一直打著。群眾紛紛斥責那些批斗他的人：你們喊什麼？1962年鬧春荒時，不是他說了話，讓老百姓到陝北馱糧，給關中道幾個縣調撥救濟糧，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哩！
批斗會不得不草草收場。習仲勛回憶：“在迤山中學批斗我，因為天熱，怕把我晒暈了，還有人給我打了一把傘。會后，我告訴他們說，我回來了，你們要讓我吃上頓家鄉飯。他們就給做了扁豆沫糊、紅豆面條等風味小吃。 ”
習仲勛於10月31日和11月初兩次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批斗的情況和思想的變化。1968年1月3日，中央派專機將習仲勛接回北京，從此開始了漫長的監護歲月。
從1968年初到1975年5月，近8年時間，習仲勛被監護在北新橋交通干校一間隻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幾乎與世隔絕，所幸的是每天還能看到《人民日報》。
在小屋子裡，習仲勛堅持每天兩次的特殊散步，就是一圈一圈轉圈子，從1開始，轉一圈數一下，轉到10000圈，然后倒著數，從10000轉到1。他心中堅持一個信念，那就是為了給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既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他回憶說：我對共產黨有充分信心，我認為黨中央總會對我有個正確結論的。
1972年冬，經周恩來特別批示，習仲勛和家人始得相見。而此時，自1965年12月下放洛陽起，他已和家人分別了整整七個年頭，他已分不出兩個兒子哪個是近平，哪個是遠平。習仲勛霎時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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