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方史研究的緣起

歷史，從廣義上說包括自然史和人類史兩大部分。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僅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置自然史於不顧，因為人類本身就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自然是人類歷史賴以存在和發展的舞台。對人類歷史的研究，不能缺少對當時自然和人文的地理條件的了解。人們對自身歷史的研究，總是與其所處的環境結合在一起的。

中國是具有悠久的史學研究傳統的國家，而且這種研究很早就和地方志的研究結合在一起。早在周代（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歷史學家就開始記載“四方之志”和“邦國之志”，研究一地的歷史、現實、人文、地理、自然等現象。自東漢光武帝劉秀起，修編地方史志已成為地方官主持的一項公務，后人總結“以一鄉之人修一鄉之書，其見聞較確而論說亦較詳也”。經過數千年的積累，前人保存下了一大批門類齊全、層次多樣的地方志和地方史書。盡管經過歲月的流逝，戰亂的損毀，但至今志書仍佔我國現存古籍的十分之一左右，近10萬卷。1985年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主編）收錄國內外現存中國地方志書達8264種。若以地區論，則直隸最多，山東次之，江西、浙江、江蘇、山西又次之，黑、新、察、熱四省最少。中國地方史研究的時間之悠久，地域之廣闊，內容之豐富，在世界上是罕見的，這是中華民族的珍貴財富，是我國獨具的地方百科全書。對地方史研究的重視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寶貴的優良傳統。

地方史研究也是當代國際上較為流行的一種史學研究方法，西方史學家們稱之為：區域研究法或地理歷史學。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有重大功用的歷史研究方法，特別是在幅員遼闊、地區差別大的國家裡，這種研究方法尤有倡導的必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曾與台灣“中央研究院”合作，從1974年開始了一項規模宏大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計劃，研究大體以省為單位，選擇沿江沿海最重要的地區，分為江蘇、廣東、湖南、湖北、上海、閩浙台、東三省、河北、山東10個區，研究著作均已問世。前蘇聯等國的學者也很重視對地方史的研究，有不少專門研究地方史和地方黨史的專家。

中共地方史是在研究中共歷史和地方史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同時，也吸取了許多中華民族的思想精華和優良傳統，注意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對黨史資料的保存和研究都很重視。建黨伊始，中共地方組織的資料搜集工作就開始了，如中共一大的北京、廣州等地方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言稿得以保存。以后，在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過程中，在紅軍長征之后，在延安整風期間，各地方和部隊中的負責人曾分別就本地區的黨的活動做過一些總結。這都可視為中共地方史的起步階段。但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由於條件的限制，也由於理論的欠缺和實踐活動的短暫，還不可能開始全面系統的地方黨史的研究。

　解放以后，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在紀念新中國十年，編寫廠史、社史、村史、家史，編修新方志，開展社教運動過程中，一些地方曾經搜集了資料，做了人物採訪，如北京出版了《北方的紅星》《二七大罷工史》《一二九運動史》《門頭溝煤礦史稿》等地方革命史書籍。這些文章和書籍有不少涉及地方黨史的內容，但是，專門的獨立的地方黨史著作還未面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恢復。在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同時，黨中央又一次組織黨的領導干部對黨的歷史，特別是建國后黨的歷史進行認真的總結。20世紀80年代初，從中央到地方，黨史資料征集和研究機構先后成立。從思想、機構、人員上為研究地方黨史做了准備。地方黨史部門初期的任務主要是征集資料，為中央研究和編寫黨史服務。經過30多年的努力，全國各省市的地方黨史征集研究工作都取得了很大進展，通過採訪當事人，撰寫回憶錄，征集歷史文獻，編寫組織史和大事記，出版黨史人物傳，在有了理論准備和資料准備后，撰寫中共地方史的任務漸漸地提到了議事日程。20世紀90年代后，福建、河南、湖南、上海、北京等省市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地方黨史論著先后問世。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前后，北京等十余省區市的地方黨史第二卷（1949—1978）也陸續公開出版。更有的地方今天還編寫出了改革開放后的地方黨史，可以說這一研究和出版正處於蓬蓬勃勃、方興未艾的趨勢。這是黨的建設一大幸事，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大幸事。

中共地方歷史研究方興未艾，前景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