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軍
1971年突發的林彪事件中斷了全面“斗、批、改”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的實踐進程，極大地擾亂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發展方向的設計與掌控，“文化大革命”的后續演進由此呈現出明顯的不確定性，“斗、批、改”思想亦隨之進入最后的歷史階段。由於林彪事件嚴重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合法性，因而此后的“斗、批、改”思想已不再具有顯赫的政治地位，而逐步滑降到意識形態和政治話語的邊陲地帶。但作為“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斗、批、改”思想的內在邏輯依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很多層面發揮著慣性作用，並顯現鮮明的時代特征。
一
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后開展的“批陳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要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林彪事件后，這一要求便迅速成為批判林彪集團的基本原則和重要任務，其主要內容就是大力宣傳“兩條路線斗爭史”，突出強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的正確性，試圖澄清被急劇變動的政治形勢所模糊的階級斗爭版圖，以利於新的政治批判的展開。同時，雖然全面“斗、批、改”運動已無法大規模進行，但“斗、批、改”思想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體系裡迅速退卻，故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仍與“斗、批、改”在思想層面上實現結合，“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務結合起來……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各條戰線的斗、批、改才有正確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1]“斗、批、改”思想的內涵與外延得到繼續延展。批判者明確指出，上層建筑各個領域的“斗、批、改”並未結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有些經驗要加以總結，有些政策要繼續落實，有些規定要堅決執行，新出現的問題要及時調查研究和解決，“在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中，我們要認真抓上層建筑，重視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把它作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一件大事來抓”。[2]在此期間，由於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主要致力於對林彪集團的批判，在客觀上有利於反思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極左錯誤，“斗、批、改”思想在某些方面呈現緩和化的內容與結構。
林彪事件后，周恩來因勢利導，對無政府主義等極左思潮展開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批判者由此強調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工業是一種社會化大生產，必須有組織地進行，必須遵守合理的規章制度，以實現統一指揮和統一行動。他們還經常援引恩格斯“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為經典論據，突出規章制度在經濟生產和企業管理中的權威性，認為“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規章制度無用論”等謬論“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3]而“在政治挂帥的前提下，加強企業管理，健全生產指揮系統，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是斗、批、改的重要內容，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一環”。[4]更有批判者指出，當前企業“斗、批、改”中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一切設計圖紙、生產工藝和操作規程的改革，一定要採取十分審慎的態度，決不可操切從事……違背了客觀規律，是要受到懲罰的”。[5]以此為契機，全國很多地方和領域逐步恢復並健全了崗位責任、考勤、技術操作、質量檢驗、設備管理和維修、安全生產、經濟核算等規章制度，改善並加強了企業管理。此后，盡管政治形勢不斷發生變動，但對規章制度的重視漸次成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共識，即使“四人幫”掌控的刊物有時也不得不承認：“任何一項規章制度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不然的話，實質上就會導致取消一切規章制度，這也是不對的。”[6]在1975年鄧小平全面整頓期間，經濟領域繼續著力糾正無組織無紀律現象，恢復被廢弛的工業企業規章制度，加強產品質量。這些努力作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生產領域產生了積極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訓，在反思和批判極左思潮的環境下，對寬鬆政策的強調與推行成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在1971年底談到糾正林彪的極左影響時，雖然仍然強調“對個別人說，斗批改是要參加的”，但也明確指出：“對於黨，比如民盟、民革還要保留”，“保留民主黨派比較有利”。[7]他於1969年初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階段，要認真注意政策”的要求再次得到廣泛的宣傳和強調。1972年4月，在周恩來的指示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在當前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搞好斗、批、改的過程中，我們要繼續貫徹執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干部、新干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採取教育為主的方針”，並特別強調經過長期革命斗爭鍛煉的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更有論者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運動深入進行到現階段，進一步落實黨的干部政策，正確使用犯過錯誤的干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8]可見，將落實黨的政策與“斗、批、改”加以聯系，對提升落實政策工作的政治高度以及凸顯其實施層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在此前后，一大批黨政軍老干部、專家教授和技術人員從關押、審查和批斗的狀態中解脫出來，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從而進一步促使高度緊張的政治局勢呈現緩和趨勢。當時的海外觀察家曾就這一變化指出，毛澤東以“治病救人”的口號和“群眾路線的斗、批、改的路”解決黨內斗爭，並未沿襲斯大林式的“血腥的路”，“這是毛比斯大林偉大的地方”。[9]
綜上所述，這些政治思想及其實踐局部糾正了某些嚴重的極左錯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階級斗爭的二元對立思維，遏制了無政府主義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緩和了林彪事件帶來的社會緊張局勢，也顯現了當時整個國家和社會普遍存在著的意圖恢復正常生活和生產秩序的強烈訴求，賦予“斗、批、改”思想以一種建設性的面相和效能。當然，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整體環境並未發生根本改變，因而隨著政治局勢的逆轉，“斗、批、改”思想的內容和方向亦隨之丕變。
二
1972年底，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談話中，針對一封主張貫徹周恩來要求批透極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張春橋和姚文元反對批極左的來信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10]次年5月，毛澤東又明確提出要重視上層建筑、抓路線問題、抓意識形態，要求學一點歷史和批判孔子。[11]《紅旗》雜志就此發文指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不正之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還沒有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階級斗爭並沒有結束”。[12]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也強調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務，各條戰線都需要繼續深入”，強調要重視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
事實上，這些政治指導思想的變化，均與毛澤東感受到林彪事件后社會上出現的質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潛流有關。這一變化不僅逆轉了批判極左思潮的正確方向以及“批林整風”運動的重點，而且使主要承載“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斗、批、改”重新成為極左勢力影響政治形勢的工具，如由遲群把持的國務院科教組在關於科教戰線“批林整風”的報告中，就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搞過了頭”等看法和意見，並對知識分子作出了“兩個估計”的極左判斷﹔王洪文在同上海市總工會領導人談中共十大精神時竟露骨地稱：“上層建筑各個領域的斗、批、改還要繼續。你們要有准備，有了准備就罵一頓臭知識分子，不要以為風平浪靜，沒有事。首先一點是同志們不要輕易相信他們。”[13]這預示著“斗、批、改”將被迫脫離批判極左思潮的思想脈絡，為極左思潮的重新泛起提供合法性外衣。
此后不久，毛澤東再次提出注意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批准發動了由極左勢力主導的“批林批孔”運動。在當時的政治宣傳話語裡，“批林批孔”運動被視為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驟，其職責“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佔領上層建筑各個領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努力使社會主義的江山永不變色”。[14]這實際上與“斗、批、改”本身所擔負的政治職責和歷史使命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二者在思想層面上迅速結合：“批林批孔緊密聯系各條戰線的斗、批、改，用馬克思主義佔領哲學、歷史、教育、文學、藝術、法律等在內的整個上層建筑領域，扶植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15]可見，這種結合不僅賦予“批林批孔”運動以一種合法性理據，從而成為推動“批林批孔”運動進展的重要思想機制，同時使漸趨式微的“斗、批、改”思想在其他次級運動中得到更多的強調與建構，並且將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潛藏其間，正如后人指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的后幾年……沒完沒了的‘斗批改’中加進去批《水滸》宋江‘投降主義’、批法評儒、批陳批孔、批林批孔等等不倫不類的運動，實際上透露出一種明顯的信息——人人心裡都明白，批判的矛頭是對准周恩來總理的。”[16]
由於“批林批孔”等一系列后續運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要解決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17]為進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遏制群眾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抵制，全國報刊在此前后開始連篇累牘地回顧、總結和宣傳“斗、批、改”自“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的歷史與“成就”，尤其重點突出和高度肯定其間涌現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如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蓬勃發展，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和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加強，革命樣板戲的創作與普及，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的壯大，工農兵上大學和教育改革，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醫務人員到農村去，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億萬群眾研究儒法斗爭和整個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各級領導班子的老、中、青三結合，培養工農兵干部的學習班，廣大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參加勞動，以及農業、工業、商業、文教方面的許多先進單位和科學技術方面的許多發明創造，等等。而“四人幫”更借助“批林批孔”運動大肆鼓吹作為“斗、批、改”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革命”的所謂“歷史經驗”和“偉大成就”，更炮制出諸如鐘志民退學事件、女知青嫁農民、用政治理論答理工考卷、大唱“革命兒歌”、“小靳庄十件新事”、“開門辦學”以及朝陽農學院經驗等一系列“反潮流”的“新生事物”，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教育革命”發展至異常混亂和荒誕的地步。這些“新生事物”被廣泛地視為“斗、批、改”的重要成果或直接體現，且被賦予全局性和戰略性的政治位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涌現出來的新生事物的看法，實際上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18]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斗、批、改”歷史的回溯與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頌揚，在理論上加強了“斗、批、改”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性意義，是極左勢力論証整個“文化大革命”合理性的基礎性內容。
隨著時間推移，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與維護日益強化。1974年底，他又提出以“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為核心思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強調“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極左勢力借此極力引申和擴大該理論的應用范圍，如張春橋提出“全面專政論”，將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歪曲為單一的、不區分具體情況的“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完全不顧社會主義制度已確立近20年的客觀事實，不承認上層建筑的無產階級性質，認為“在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著，資產階級還佔有優勢”，“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它也不會自己跑掉”。[19]這一理論的提出和解釋，既表明毛澤東內心對他發動且進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層建筑領域的“防修反修”效果缺乏自信心，也透露出“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識形態理論體系的極端矛盾性：一方面鼓吹“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及其“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認為“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還被資產階級佔據。可見，如何認識和評價“斗、批、改”顯然無法自圓其說，缺乏內在邏輯性和前后一致性。盡管如此，仍然有人繼續強調“斗、批、改”對“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意義：“繼續搞好上層建筑各個領域的斗批改，支持有利於逐步縮小三大差別的新生事物，發揚共產主義精神，這對反修防修具有重要的意義，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這樣做。”[20]這種詭異的結合強烈地凸顯了“斗、批、改”思想本身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但在現實的政治運動中已經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
“斗、批、改”思想與“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識形態體系的內在矛盾，在隨后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得到強化。極左勢力不僅將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及一大批領導干部，更荒唐地將斗爭對象擴大至整個所謂“黨內走資派”，指出“走資派就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黨內的資產階級”，“由於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還存在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總會在黨內出現走資派，出現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將長期存在”。[21]江青等人甚至炮制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荒謬理論，指出“顛覆政權”的不是老資產階級，而是“黨內走資派”，黨內“有一批人根本是資產階級”。這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新斗爭對象盡管在表述上存在差異，但與“斗、批、改”思想定型之初的對象指向之一——“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無實質區別。這意味著經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基本對象和內容都回復至歷史的原點，顯示了“斗、批、改”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反復無常及其背后不可逾越的內在困境，這與極力宣傳“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的“偉大成就”的形勢形成鮮明對比。
總的來看，自毛澤東扭轉周恩來批判極左思潮的勢頭以來，他極力捍衛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態度與決心，成為影響“斗、批、改”思想內在邏輯發生變動的根本原因。在此形勢下，極左勢力對“斗、批、改”歷史的回溯與宣揚，以及對“文化大革命”斗爭目標的重新設定，表明他們對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頹勢已現的不甘與反抗。這種情況典型地彰顯了“斗、批、改”思想所具有的雙面性特征，它既可以為黨內的健康力量提供局部性重建社會秩序和維持政治穩定的務實工具，又更多地被極左勢力所掌控和利用並以之為話語權推行新的政治運動。這種狀況也鮮明地展現了這一段時期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與前一時期抵制‘文革’活動總體上是潛在地、被動地相比，抵制、糾正‘文革’路線和堅持、維護‘文革’路線的斗爭形成了兩軍對壘。”[22]
三
從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來看，自林彪事件后，“斗、批、改”思想在政治理念的建構作用和意識形態的宣傳效果等方面均呈顯著的下降趨勢，這從《人民日報》關於“斗、批、改”報道數量的變化中可見一斑（見下表）。但它依然作為推動“文化大革命”繼續前行的一種政治動員方式而繼續發揮著效用，並在與部分歷史元素的脆弱結合中豐富著自己的思想內涵。
當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斗、批、改”不再被頻繁地提及，不再成為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幾乎所有群眾運動合法性的決定性來源，其思想內容與面貌也逐步傾向於模糊化和整體化。這是因為林彪事件直接引致“文化大革命”所營造的革命理想和價值理念在事實上的創敗與潰退，作為“文化大革命”理論次級形態的“斗、批、改”思想的吸引力、說服力和動員力自然也隨之式微。同時，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時間裡，盡管政治運動依然頻仍，但絕大多數民眾乃至整個社會生活有趨於恢復正常秩序的強烈訴求，“斗、批、改”思想逐漸失去現實基礎，這從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設計與控制上亦可看出端倪。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后，已不再擴展新的政治運動的范圍，而有意識地將“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意識形態尤其是教育領域，試圖維持政治穩定。他多次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團結好”，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要求四屆人大后把“文化大革命”以來關押的干部解放出來。盡管落實這些政策、實現政治團結和穩定，仍然受到極左勢力的阻撓，存在很多現實困難，但這無疑極大地削弱了“斗、批、改”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體系中的地位與價值，“作為文本，它一直在減損著自己的權威基礎”，[23]終於在嚴重的內在矛盾與自我沖突中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盡頭。
[1]“兩報一刊”社論：《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1972年1月1日。
[2]《抓緊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紅旗》1972年第5期。
[3]龍岩：《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人民日報》1972年10月14日。
[4]《株洲市委領導成員結合改革企業管理工作的實際認真看書學習 不斷提高路線覺悟 切實搞好斗批改》，《人民日報》1972年2月4日。
[5]公冶平：《生產技術的改革要審慎》，《人民日報》1972年8月21日。
[6]上海柴油機廠大馬力車間革命委員會：《合理和合法》，《學習與批判》1973年第4期。
[7]陳東林主編：《中國二十世紀通鑒》第15卷，線裝書局2002年版，第4781頁。
[8]唐生平：《提高落實干部政策的自覺性》，《人民日報》1972年5月19日。
[9]徐復觀：《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同異之間》（1972年6月5日），《徐復觀雜文——論中共》，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6頁。
[10]《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8頁。
[11]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頁。
[12]黎堅：《重視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紅旗》1973年第8期。
[13]陳東林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0頁。
[14]“兩報一刊”社論：《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前進》，1974年10月1日。
[15]社論：《繼續搞好批林批孔》，《人民日報》1974年11月28日。
[16]陳樂民：《在中西之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頁。
[17]社論：《再批“克己復禮”》，《人民日報》1974年3月15日。
[18]江虹：《認清大好形勢 奪取更大勝利》，《人民日報》1974年1月17日。
[19]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1975年第4期。
[20]田春：《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紅旗》1975年第5期。
[21]社論：《翻案不得人心》，《人民日報》1976年3月10日。
[22]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頁。
[23][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譯：《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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