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告台灣同胞書》：新方針的具體內容
對台工作新方針的具體內容體現在 1979年1月 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6頁。)
這是鄧小平強調最多的內容，即要尊重台灣的現實。20世紀 60和 70年代的 20年間，台灣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 10%左右，這種出口帶動型的增長與引進外資緊密相連。70年代中后期，台灣平均每年引進外資約八億美元，主要是日本和美國的壟斷資本。反觀中國大陸，十年浩劫使大陸處於封閉半封閉狀態，“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重重困難。鄧小平實事求是地看到這種差距、承認這種差距。在中美建交談判最艱苦的時候，1978年 10月 8日，鄧小平對外賓說：“我們對美國說，如果台灣歸回中國，中國對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比如說，美國在台灣有大量的投資，日本在那裡也有大量的投資，這就是現實，我們正視這個現實。”(《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96頁。)
經過近 30年的發展，台灣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已從一個農業社會變為一個多元化的工商社會，工人約佔就業人口的80%左右，中產階級迅速興起。對此，鄧小平從生活方式的角度提出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這一點在 1978年 11月 14日鄧小平同吳奈溫的會談中已經提及。1978年 11月 28日，鄧小平回答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提問時也說：“台灣經濟發達，不僅上層，包括下層收入也比較高，解放總不能降低人民的收入。”鄧小平在這裡強調了生活上“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的思想。
從 70年代開始，台灣當局為應付新的國際形勢及台灣社會的變化，開始向西方式的政治制度過渡。鄧小平提出台灣的政治制度可以不變。1978年 11月 28日，鄧小平對斯蒂爾說：“我們多次講過，台灣歸還中國，實現祖國統一，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尊重台灣的現實來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政治制度同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當然不同，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會照顧這個特殊問題。”
這些政策歸納起來，就是“合情合理”。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重視台灣人民的意見，實行合情合理的政策”。這裡的“情”是民族情、骨肉情。《告台灣同胞書》指出：“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的面前，誰也不能回避，誰也不應回避。”(《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5頁。) 鄧小平對這種“民族情”作了多次闡述。如 1978年12月 20日，他在同一位客人談話時說：“愛國一家，都搞愛國主義。我們整個中華民族有悠久歷史，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這個“民族情”還同“骨肉情”連在一起。1949年后，海峽兩岸天各一方，音訊不通，來往斷絕，骨肉同胞不得團聚。《告台灣同胞書》說：“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6頁。)所謂“合理”就是誰也不吃虧，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大陸承認台灣的現實，台灣承認大陸代表中國。中國大陸“大”，在國際舞台上政治地位高，但經濟尚不發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小”，在國際舞台上政治地位低，但經濟繁榮，生活富裕。國共雙方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誰也不吃掉誰，誰也不損害誰，“相忍為國”，攜手第三次合作，這是最合理的選擇。
（二）“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6頁。)
國民黨敗退台灣后，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雖然繼續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動立場，但在國際斗爭中能維護中華民族利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堅決打擊“台灣獨立運動”。這一點，是國共兩黨共同的立場，也是開展再度合作的基礎。1972年 3月，蔣經國出任台灣“行政院長”，進入台灣領導核心層。1975年 4月，蔣介石去世，蔣經國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為第六任“總統”，成為台灣當局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指出，我們要以蔣經國為對象進行談判。1978年 12月20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國共合作以蔣經國為對手，同他談。1979年 1月 5日，鄧小平會見在中美建交之際來訪的 27位美國記者時公開提出：“我們將採取多種方法同台灣當局，特別是同蔣經國先生商談祖國統一的問題。”(《人民日報》1979年 1月 6日。) 同日晚，他在會見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時也說，我們同台灣談判時，是拿蔣經國作對手的，如不拿蔣經國而是拿別的人作對手，就搞不成，連談都不可能。
鄧小平和蔣經國還是老同學。1926年，鄧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蔣經國也在這裡學習。鄧小平和蔣經國不在同一個班，但蔣經國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分在鄧小平為組長的團小組裡，二人來往密切。他們常在莫斯科河邊散步，鄧小平常講在法國勤工儉學的經歷，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同學情誼。鄧小平 1926年底回國，蔣經國則直到 1937年才回國。蘇聯一別，二人從此沒再見過面。鄧小平很惦念在莫斯科的這一年同學情，凡有機會，總要叫人帶話給蔣經國，希望老同學在有生之年能合作一次，為中華民族作點貢獻。
在構思對台新方針的具體內容時，鄧小平根據台灣政局的發展，進一步設想，台灣地區領導人將來可以在中央人民政府裡作適當的安排。1979年 1月 1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參議院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對台灣的一些領導人，我們可以考慮在中央人民政府裡作適當的安排。如果台灣當局正視現實的話，可以先談起來，先進行一些來往，作一些了解”。(《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70頁。)1980年 9月 9日，他在會見美籍華人陳樹柏時也說，統一后台灣當局，不僅蔣經國本人，其他人也可以作出政治安排。
（三）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台灣海峽戰事不斷。1954年 9月，台海第一次危機爆發。1958年 8月，台海第二次危機爆發。炮擊金門逐步演變成“聯蔣抗美”的錯綜復雜的政治、外交斗爭，軍事斗爭也演變成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1961年 8月以后，解放軍不再主動炮擊金門，隻打一些宣傳彈。台灣海峽的“炮擊戰”持續了 20年，直到 1979年 1月 1日。
隨著對台工作新方針的確立，鄧小平指示主動改善台海軍事形勢。1978年 12月 24日，鄧小平就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提出的，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公布時應發表一個停止炮擊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聲明一事，在請示報告上批示，“請即印發今天下午政治局會議討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57頁。)
1979年 1月 1日，徐向前以國防部部長名義發表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同日，《告台灣同胞書》提議，“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種范圍的交往接觸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 36頁。)
關於台灣的軍隊問題，早在中美建交談判成功之際，1978年 12月 15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就提出解決台灣軍隊問題的設想，即“軍隊變成地方武裝”。1979年 1月 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參議院軍委會特別任務小組代表團時把這個設想對外不公開地透露出來：統一台灣后，“台灣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台灣的武裝可以不解除，只是它要把所謂的‘中華民國’旗幟去掉”。（《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68頁。）1月 14日，他在會見日本參議院代表團時再次說，“台灣當局作為地方政府擁有軍政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70頁。）1月 24日，他在會見美國時代出版公司總編輯多諾萬和《時代》雜志駐香港分社社長克拉克時也說，“台灣當局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它自己的權力，就是它可以有自己一定的軍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74頁。）10月 18日，他在會見日本《朝日新聞》代表團時在更大范圍內闡述了這一構想，指出：“台灣還可以有廣泛的自治權——地方政府自治，包括擁有自己的軍隊。”這一政策的公開宣布是在 1981年 9月 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的“葉九條”中。
台灣和祖國大陸隔海相望，海峽兩岸的骨肉同胞自古以來就頻繁往來，有著密切的通航、通商和通郵的悠久歷史。1949年后，由於人所共知的原因，台灣和祖國大陸的通航、通商、通郵中斷了。因此，新的對台方針政策在提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況的同時，提出實行“三通”的建議：“為什麼近在咫尺的大陸和台灣的同胞卻不能自由來往呢？我們認為，這種藩籬沒有理由繼續存在。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我們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
新方針提出實現兩岸“三通”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它成為改善兩岸關系、凝聚共識，實現由易到難、由民間到官方，促使兩岸和平統一的最佳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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