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35年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轉折。王稼祥當時是黨中央領導成員之一。他為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以及貫徹遵義會議的決議，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曾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讀·黨史》第5輯《鐵流二萬五千裡：長征》對遵義會議前后的歷史細節有所記載，摘編如下。
王稼祥
1934年10月，由於博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排斥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使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遭到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這時，王稼祥因被敵機炸傷，還在休養期間。紅軍隊伍即將開拔時，他才得到日夜盼望著的通知，軍委給他派來了幾個擔架員和專門照顧他的醫護人員，還送來了馬匹，准備用馬和擔架交替帶著他行軍。后來知道，博古他們研究轉移人員的安排時，曾想把王稼祥作為重傷員留在老百姓家養傷，把毛澤東也作為身體不好者而留下。許多同志為他們力爭，說毛澤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絕對不能留下。毛澤東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馬上為他爭辯，說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須隨軍行動，堅持要他一起行動。博古這才同意他們一道隨軍轉移。了解到這些情況的王稼祥，既為自己終於能參加長征而慶幸，又為毛澤東等在關鍵時刻這樣關懷和幫助自己而深深感激。10月11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等編在一縱隊所屬的中央隊，進行長征。
王稼祥感動地對毛澤東說：“我們是不能離開黨組織、離開部隊的。”
毛澤東堅定地回道：“是啊!革命還需要我們這些赤膽忠心的黨員來努力爭取勝利呀!”
這一天，天黑了，紅軍隊伍在一個山村裡停下來。前面傳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繼續前進。
一間沒有門的柴草屋空著，黑洞洞的，警衛員在裡頭鋪了些干草，讓王稼祥和另外幾個同志進去躺著休息。
過了一會，又有幾個人朝草屋方向走來，為首的是毛澤東，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擔架。一個警衛員模樣的小戰士，跑到柴草屋門口朝裡問道：
“同志，裡頭還有空地方嗎?”
毛澤東忙走上前拽住他，輕聲說道：“莫喊叫，影響人家休息，我們就在外頭吧!”
王稼祥一聽聲音，忙抬頭朝外問道：“是毛澤東同志嗎?快請進來。”
毛澤東高興地說：“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說：“請進來休息吧，還有地方，外頭太冷了!”
“好，多謝你!就和你在這‘廣廈’一間，作個戶外‘寒士’吧!”毛澤東詼諧地邊說邊跨進門來，王稼祥已為他騰開地方。
毛澤東在王稼祥旁邊坐下來，關心地問道：“你的身體如何?傷口有否發炎?”
王稼祥也問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樣了?可要保重啊!”毛澤東患惡性瘧疾剛治愈不久，體質還很虛弱。
毛澤東說：“尚好，倒是你的傷要多加小心!”說著他從口袋裡摸出兩支煙，遞給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擋住，一面說：“謝謝，現在不能抽。我們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為嫌疑犯了!”
原來就在幾天以前，敵人為了挑撥我軍與沿途群眾的關系，派人冒充我軍人員放火燒民房，后來被我們抓住幾個縱火犯公審處決了。
毛澤東一聽忙說：“對對，‘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草房之內，也不能吸煙，你我隻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著煙卷，湊到鼻前嗅著煙味。過了一會，毛澤東似乎隨意地對王稼祥說：“煙癮好過，生病也能挺，可打敗仗的心病難治啊!”
王稼祥聽言正點著自己久積心頭的大事，索性坐起來問道：“澤東同志，正好請教你一下，你對當前局勢怎麼看?”
毛澤東停了一會，卻反問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嗎?”王稼祥慢慢地說：“一句話，再讓李德他們這樣指揮下去，可不得了!”
毛澤東緊接著說：“那麼依你之見，該如何擺脫面臨的困境呢?”
王稼祥說：“我正在考慮，這樣敗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請教你。”
毛澤東稍一考慮后，湊近他身邊笑道：“那麼我就先談談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聽聽你的高見。”說著就從目前我軍的行動方向、轉移路線，談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前幾次反“圍剿”的獲勝，指出了兩種軍事思想和指揮方針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根本原因。
兩人正極有興味地談著，外頭卻響起了繼續前進的軍號聲。王稼祥忙和毛澤東起身出門，毛澤東一面拍打著身上的草屑，一面對王稼祥說：“你我邊走邊談吧!”
於是，兩人就一路談了下去，路寬時一左一右談，路窄時一前一后談，走上大路，就兩副擔架並列前進躺著談。他們行軍談，休息談，宿營時住在一起談，一個認真傾聽，一個開懷暢談，聽者虛心求教，說者旁征博引。
這時的毛澤東，雖然身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卻隻有空名一個﹔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卻不得過問軍事大事，在中央毫無發言權，空有正確主張卻無法實行。
在進入湖南西部邊境的通道縣以前，毛澤東和王稼祥兩人更深入地談起如何擺脫當前困境的問題。
毛澤東對王稼祥說：“蔣介石已經布置好了一個大口袋，引誘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無法改變，非要鑽進去不可，你說他傻不傻?”
毛澤東停了停，接著說：“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敵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陣，我們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對王稼祥小聲說：“我們從已得到的情報中獲悉，貴州方向敵人兵力不多，更沒有堡壘工事和設防體系，我們滿可以乘虛而入，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讓蔣介石白白操勞扑個空。”
王稼祥點頭說道：“這情報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來就不會帶兵，李德雖有豐富的軍事學識，卻對目前形勢，視若無睹，進入蘇區以來盡瞎指揮!”
毛澤東深思地說：“問題正在於此。李德那些軍事學識從何而來?是本本上來的，是西洋外國來的，是從一般戰爭以至帝國主義戰爭中來的。而我們的戰爭，是在中國，是在革命根據地，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進行的反‘圍剿’戰爭，環境不同，條件不同，戰爭性質更不同。他拿十萬八千裡以外的和幾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戰例戰法來硬套，焉有不敗之理?”
王稼祥贊同地說：“蘇聯國內戰爭和我國的情況大不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拿破侖戰爭，與我們這裡更不一樣，機械搬用是錯誤的。”
毛澤東接著說：“我國古代軍事家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這位洋顧問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澤東自嘲地說：“可惜，我現在處於毫無發言權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現在很多同志都會贊同你的意見。”
“你看哪些人會贊同我?”
“我看政治局內一定有同志贊同你的意見。”
“你最近同他們交談過嗎?”
王稼祥點點頭。
“好，我們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換交換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見轉告給他們。”
王稼祥先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張聞天聽了，明確表示同意。他還來到王稼祥和毛澤東身邊，利用行軍和休息時繼續交談，並囑咐保衛人員和供給，衛生人員一定要維護好毛澤東的安全和休息。這樣，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必須改變紅軍的前進方向和路線，不能讓博古和李德再這樣指揮下去。
與此同時，毛澤東同周恩來、朱德也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這時一軍團政委聶榮臻腳底受傷化膿，也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與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根據當前情況，必須撤掉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組領導，最好由毛澤東同志重新出來統帥部隊。
聶榮臻聽罷爽快地說：“完全贊成，我也早就有這個想法了。”
紅軍一進通道縣，毛澤東就向中央提出，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部隊立即改向貴州前進。1931年12月12日，舉行了中央負責人的緊急會議，討論毛澤東的建議。由於這一建議有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和張聞天等同志的支持，因而會議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方案。幾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結果在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李主避開正面敵人，轉兵改道向西，爭取到川黔邊境去另建革命根據地。李德等人極力反對。但是由於毛澤東的主張得到王稼祥和張聞天等多數同志的贊成，加之主持這次會議並具體負責作戰指揮的周恩來
也明確表示贊成，會議便決定採納毛澤東提出的新的行動方針。李德由於爭論失敗，氣得暴跳如雷，卻又無計可施。紅軍堅決地揮戈西指，一舉突破天險烏江，進而佔領黔北名城遵義，使敵人在湘西圍殲我軍的計劃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個扭轉黨和紅軍乃至中國革命歷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如期召開。到會的20個人中，除了與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各路諸侯”--紅軍總部和各軍團的主要負責人。
按照會前的決定，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總結報告中對第五次反“圍剿”，僅僅一般地承認沒有打好。在談到具體問題特別是探討造成失敗的原因時，他卻把責任全部推到客觀方面，對自己“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實際上並無認識。
接著，周恩來、張聞天作了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毛澤東緊接著作重要發言。他用前四次反“圍剿”獲勝的無可辯駁的事實，對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作了透徹的全面的分析與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這樣，在會場上就出現了兩種完全對立的思想觀點和方針路線。一場嚴肅而深刻的黨內斗爭，就完全擺到桌面上來了!會場鴉雀無聲，情緒緊張。
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馬上站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他完全贊成並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又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上的錯誤，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之所以失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造並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
實際的瞎指揮。說到這裡他抬頭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頭看他，並且對他投來了很不滿意的眼光。
王稼祥對此不予理會，進一步揭發說，李德進入蘇區后，軍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個人所包辦，博古隻聽他一個人的，集體領導已經不存在了。他們還發展了一種懲辦主義，對下實行壓制，對自己卻不作絲毫的自我批評，又聽不進別人一再提出的正確意見。這種惡劣的領導方式，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王稼祥結論似地指出：事實証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權，由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他一口氣發完言，感到心胸頓時舒展暢快。緊接著，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陳雲、李富春等也在會上發了言，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會議的最后一天，根據多數同志的意見，作出了幾項決定：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指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黨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並為勝利完成長征奠定了基礎。從此，黨領導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渡天險，克服種種困難，使中國革命進入新的高潮。
毛澤東后來常對人說：“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