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確立鞏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四次政治局會議【2】

三、陳福村會議

1935年3月4日，前敵司令部成立，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盡管周恩來仍是規定的最后決策者，但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3 月10 日，在狗壩（今苟壩） 出席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毛澤東認為，不能打固守之敵，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會上多數同志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當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緩發作戰命令，11 日，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毛澤東又一次說服與會者放棄攻打計劃。中革軍委即向紅一、三軍團發出關於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

3月15日魯班場戰役打響，紅軍強行攻擊與自己實力基本相等的守敵，激戰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調頭西撤。第三次渡過赤水后，中共中央進駐赤水河畔的陳福村。此時紅軍兩次試圖建立根據地未成，桐遵戰役與魯班場戰役嚴重失利，敵軍又正在合圍，下一步何去何從將直接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就在這種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陳福村會議。

在這之前，毛澤東曾找到張聞天，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提議成立新“三人團” （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 來全權指揮軍事，得到了張聞天的贊成。這個新的三人團在陳福村會議上得到了確立，從而也使毛澤東重新成為軍事總指揮之一。

四、毛兒蓋會議

陳福村會議后，中央在新三人團的指導下重新選擇了作戰計劃，取得了“四渡赤水”戰斗的勝利，使紅軍由被動變為主動，甩掉了數十萬敵軍的重圍，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這期間中共中央還召開過好幾次政治局會議，包括5 月12 日的會理會議、6 月26 日的兩河口會議、7 月21 日至22 日的蘆花會議和8 月3 日至6 日的沙窩會議。沙窩會議有兩項議程，一是討論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二是討論組織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根據地是當前的歷史任務。同時，這次會議也公開暴露了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在這半年裡，張國燾想奪取最高軍事指揮權的野心日漸暴露，在雜谷腦會議上，他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線，受到四方面軍將領的擁護。會議尚在進行，他就給中央發電報稱“我四方面軍官兵強烈要求中央，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同時又以川陝省蘇維埃的名義致電中央，提出“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建議由陳昌浩同志擔任紅軍總政委”﹔陳昌浩以個人名義給朱德總司令發電，建議“張國燾同志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並給中央軍委獨斷決行之權，否則無法順利滅敵”。為顧全大局，團結張國燾北上，周恩來於7 月18日在蘆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辭去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面對張國燾，周恩來作出了讓步，但毛澤東卻絲毫沒有退卻，因為這關系到軍事指揮權的問題，毛澤東已經嚴重地感覺到張國燾帶來的威脅。

1935 年8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鬆潘縣附近的毛兒蓋召開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周恩來病重缺席，軍事經驗豐富的毛澤東成為“三人團”裡的實際決策者，而三人團是當時黨政軍的核心領導和最高權力機構。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楊尚昆、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列席會議。毛澤東就紅軍過草地后的行動方向作報告，他認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陳昌浩、王稼祥、凱豐、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張聞天提議，由毛澤東起草一個決議，作為對兩河口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的補充。同日，通過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認為張國燾向西的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極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懼怕敵人，夸大敵人的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至此，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盡管黨的最高負責人仍是張聞天，但軍事指揮權已完全由毛澤東所掌握，他也就在實質上掌握著黨的命運。張聞天曾在1943 年的《反省筆記》裡說：“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

經過了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遵義會議、扎西會議、陳福村會議和毛兒蓋會議，毛澤東逐步確立並鞏固了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的正確戰略和方針領導下，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