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興
“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
延安時期的陳雲,關心、愛護干部,同時也用黨的紀律嚴格要求干部。他親自處理劉力功違紀一事,就是一例。
劉力功是個知識分子，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畢業后又進入延安黨校訓練班學習。畢業時黨組織決定讓他到基層去鍛煉，這是抗大和黨校畢業分配的原則。但劉力功卻堅持要進馬列學院學習或回原籍工作，否則就退黨。陳雲和黨組織7次找他談話，幫助他認識基層工作的重要性和組織分配的原則，但他仍執迷不悟。最后一次談話時，組織鄭重地告訴他，“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去華北基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並給他時間反省自己。
劉力功蔑視組織的再三教育，不僅不去華北基層，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否則，拒絕執行黨的決議”。對於如此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的共產黨員，陳雲心情十分沉重，決定開除劉力功黨籍。透過劉力功的事件，他看到一些由國統區奔赴延安的青年，由於有專業技術，恃才自傲，看不起工農干部，把一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帶到工作、生活、學習中，工作上講條件，生活中求待遇，學習中圖虛名，如不及時糾正，就會影響抗日斗爭的士氣，挫傷前方將士的積極性。
為此，陳雲以劉力功事件為引線，在延安開展了一場“為什麼要開除劉力功黨籍”的大討論，並撰文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雜志上進行引導。他說：“究竟一個共產黨員在黨分配工作時有些什麼權利和義務呢？隻有說明自己意見的權利，隻有在黨決定以后無條件地執行決議的義務。除此之外，決不能增加一點權利，也決不能附加一個條件，否則就違犯了黨的紀律。”
他專門抽出時間，參加機關、學校的大討論，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苦的事業，共產黨及其黨員沒有意志行動的統一，沒有百折不回的堅持性和鐵的紀律，就不能勝利。
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佔優勢的國家，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嚴格的紀律，將無法防止小資產階級意識侵入黨內。如果黨不是有鐵的紀律的隊伍，就不能去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因此破壞黨紀，實質上就是破壞革命，我們必須與任何破壞紀律的傾向作斗爭。”
這次討論在延安的各機關干部學校中引起很大震動。一時延安出現了三多三少的現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一個嚴守法紀、團結奮進的氛圍悄然形成。
袁寶華還回憶起一件事：“我們調了一批干部，一談話，大部分干部都勝任愉快地接受這個任務，也有少數幾個同志很有顧慮，不願意接受這個任務。在我們看起來他們很合適，但他們自己有很多顧慮。這個我們向陳雲匯報了以后，他就親自做了決定。就是在黨最需要的時候，這些干部不服從黨的調配，不夠黨員資格，所以就決定對這批干部處分。我們對這一批干部一講，這一批干部都講：‘我們打消了顧慮，一定會服從黨的調配。’陳雲說：‘不行了，你們在這次考驗面前沒有通過。’所以最后決定給這幾個人都降成候補黨員，降成預備黨員。對這批人教育很深刻，同時對我們的教育也很深刻。陳雲堅持原則，絲毫不放鬆，認真地按照黨的原則，黨的紀律來處理干部問題，這我印象非常深刻。”
“黨內誰都不能橫行霸道”
在蘇聯期間,王明通過他的老師米夫的關系,贏得了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其他領導人的信任。他的職務,已經升到了共產國際候補書記,而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的,王明便總是以中國共產黨的當然領導人自居。不但如此,他還總是覺得,延安的共產黨領導人都不懂得馬列主義,隻有他自己才懂得,他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是一貫正確的人。
王明到延安之后,很快就在中央的高層會議上提出了他那一套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即“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而毛澤東則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王明自恃在共產國際有領導職務,背后有斯大林的支持,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而且,他一心要把毛澤東搞下去,自己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然而,毛澤東提出的正確路線,得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支持,毛澤東身邊團結了黨內一大批高層干部。
這時,王明又想爭取陳雲。他總是尋找機會接近陳雲,向陳雲談自己的觀點,希望陳雲支持他。但出乎王明意料的是,陳雲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不同意他的主張。作為一名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共產黨員,陳雲對當時的全國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處境有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與毛澤東又是相吻合的。他從內心裡擁護毛澤東的路線。而且,他對王明過去所推行的“左”的路線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十分清楚,對王明那一套作風也十分反感。
1941年，陳雲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於黨中央系統直轄各校學生的使用原則規定：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陝北公學的全部學生由中央組織部分配於黨的各方面工作﹔女子大學、青年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的學生暫時依各校現有的全部學生人數，無論是高級班還是低級班都留50%作婦運或青運等方面的干部，其余統由中組部隨時調動使用於黨的各方面工作。
王明兼任中國女子大學校長時，拒不執行中央的這一規定，要求把女大畢業生75％的分配權劃歸女大和中央婦委。陳雲為此給他寫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要求，勸他服從中央書記處多數同志通過的決定，指出：“女大是黨的學校，全部學生都應在中央總的意圖之下，由中組部分配工作。但估計到女大等各個專門性的學校有某些特殊的意義，因此留了一半學生將來做婦運工作。我認為這已充分估計了婦女工作的特殊性。”“我向你聲明，婦女工作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黨的工作者，我的責任和我的要求，也僅僅是‘一視同仁’4個字。”
對於王明不遵守黨的紀律的行為，中組部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不再介紹新來的學生到女大學習。王明發現后，到中組部“興師問罪”。陳雲堅持原則，毫不讓步，王明碰了釘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陳雲氣憤地說：“黨內誰都不能橫行霸道。”
“學好哲學，終身受用”
陳雲在他的一生中，帶頭堅持並積極倡導學習，無論是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他從不放鬆學習，尤其重視學習革命的理論。
陳雲經常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陳獨秀、瞿秋白都是有學問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書也不少，為什麼這些人會犯錯誤呢？他冥思苦想，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為此，他曾3次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說，主要是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對頭。毛澤東還說，為了不犯與少犯錯誤，應該讀點哲學著作，學點唯物辯証法。
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陳雲在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潛心學習哲學，以自學為主，一本一本地讀原著，並請人輔導，進行討論，共同提高。在陳雲看來，學習是黨員的責任，是建黨的需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黨員干部是黨的建設的前提和出發點。他多次談到，隻有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牢固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才能提高抵制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為堅定的清醒的有所為的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所以，他要求“黨內的老干部、高級干部首先要努力學習，成為學習的模范”。
陳雲還積極探索在職干部學理論的路子，組織了機關領導干部學習理論小組，採用啟發的方式來引導大家，解決學習與工作、勞動的矛盾，保証學習時間，做到了幾不誤。這一成功的經驗，得到毛澤東的肯定，中央為此制定了《關於干部教育的決定》，要求全黨高級干部都要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進行學習。陳雲說：“要將現有的主要教科書一本一本地讀，既不懈怠，也不用著急，一步一步來。”還說：“要讀就讀懂，不要一知半解。這是達到融會貫通的必經步驟。”他特別強調說：“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生受用。”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
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宣傳委員會和以劉少奇為書記的組織委員會，陳雲任組織委員會委員。為統一中共中央對各地區的領導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分工，陳雲負責大后方工作。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經過將近20年革命實踐的磨煉，年僅38歲的陳雲已經成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
1943年，陳雲因過度疲勞，經診斷患了心臟病。3月，中央書記處根據醫生的建議，決定他休養一段時間。陳雲后來回憶說：“我約在1943年上半年因患心臟病，由中央派劉少奇來接替我中央組織部工作，我也就離開了中央組織部工作。”
在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陳雲堅持用為黨的政治路線服務的思想統領組織工作的全局，使我們黨的力量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至黨的七大召開時，我們黨的黨員人數已由1937年的4萬余人發展到121萬，干部人數也由3萬余人發展到了40萬左右。陳雲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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