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華北事變和一二·九運動

《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頭指向了華北，妄圖將華北5省（冀、察、晉、綏、魯）變為第二個“滿洲國”。日本採取的方針，與武力強佔東北不同，打算通過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縱下的“華北自治政權”，實現其不戰而攫取華北的目的。

（一）華北事變與日本對華北的殘酷殖民掠奪

華北地區當時包括冀、魯、晉、綏、察5省和北平、天津2市，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裡，約佔全國的1/11﹔耕地面積3億多畝，佔全國耕地面積的1/4﹔人口7620余萬人，約佔全國人口1/6，超過日本全國人口（當時約7000萬人）。

華北地區物產豐富。小麥產量佔全國1/3，棉花產量僅晉、冀、魯3省即佔全國46%。這裡有較多的工礦企業，面粉廠佔全國2/5，產煤量為全國45%，產鹽量為全國20%。華北交通條件較好，這裡有中國最早修建的幾條鐵路，總長度佔全國1/2，公路長度佔全國1/6。此外還有天津、青島、秦皇島、煙台、威海等優良海港。由於華北地區物產豐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國主義在武裝攻佔中國東北並鞏固其統治的同時，也加緊了在華北地區的侵略活動。《塘沽協定》簽訂后，日本以武力威脅為后盾，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向華北進一步擴張。

1933年7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部向內閣提出《對華政策大綱》，提出“必須使華北政權壓制國民黨在華北的抗日活動，並使國民黨逐漸減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體”。11月30日，日本陸軍省在對內閣制定的《帝國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張“支持中國大陸上之分治運動，驅逐國民政府勢力於華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見記者的招待會上發表談話，其后被稱為《天羽聲明》，其要點如下：“關於東亞問題，日本的立場和使命，也許和其他各國的立場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國採取利用其他國家排斥日本、違反東亞和平的措施，或者採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對。”“各國也應該考慮到由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所產生的特殊情況，如果對於中國想採取共同行動，即使在名義上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必然帶有政治意義。”“提供武器、軍用飛機、派遣軍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顯然要導致離間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國的關系，產生違反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的結果，因此，日本不能對此置之不理。”

《天羽聲明》拒絕國際社會對其制造九一八事變的譴責，公開宣布中國為其勢力范圍，反對各國對中國的哪怕是“財政的或技術的援助”，正如當時世界輿論所評論的那樣，這是“日本的東洋門羅主義宣言”。它理所當然地引起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譴責和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進行了辯解，幾天以后外務大臣廣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釋。說什麼“日本無意侵犯中國的獨立和權益，日本希望中國保持完整的統一和繁榮”。但同時又宣布日本對於採取任何形式違反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的行動，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對東亞有著“密切的關心”等。

日本策劃分離華北陰謀的重要人物、日本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羽聲明》出籠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華北人民愛國協會”的名義，向日本陸軍參謀部提交了《挽救華北的政策》的機密文件。該文聲稱：“為避免在遠東爆發大戰及爭取東亞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

1935年1月4日，日本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關東軍副參謀長坂垣征四郎、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均參加，會議歷時兩天，決定要在華北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始終企望整個問題之解決，在未達到最后目的之前，則用側擊旁敲辦法，逐步前進”。

1935年夏，日本帝國主義制造借口，向國民政府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提出對華北統治權的無理要求，並從東北增調日軍入關，聲稱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軍將採取“自由行動”。國民政府繼續屈服於日本的壓力。1935年6月10日頒布《申儆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令》，把日本稱為“友邦”，宣稱“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為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如有違背，定予嚴懲”。上海《新生周刊》因發表《閑話皇帝》一文，被日本指為“侮辱天皇，妨礙邦交”，被國民黨政府查封。該刊主編、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被囚禁。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多田駿少將就華北問題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被稱為《多田聲明》，強調“逐漸使華北明朗化，這是形成日滿華共存的基礎”。同時宣布了三條原則：“（一）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地驅逐出華北﹔（二）華北經濟圈獨立（要救濟華北的民眾，隻有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三）通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這是一個公開宣布的完整的侵華方案概括了日本在這一時期的目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分離華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通過一系列密謀策劃，日軍從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種種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蠻橫要求，迫使國民政府就范，以實現其侵華計劃。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東事件。

1月15日，熱河偽滿自衛團到沽源境內騷擾劫掠，與駐守沽源縣烏泥河、長梁一帶的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軍發生沖突，宋軍將偽軍40余人繳械。日本關東軍強稱烏泥河一帶為“滿洲國”領土，一面向察、熱邊境增調軍隊，一面通過駐北平武官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進行威嚇，聲言要“徹底肅清屬於‘滿洲國’”地方的中國軍隊。何應欽要宋哲元退讓。1月18日，關東軍司令部發表聲明，誣稱駐守熱察邊區的宋哲元部有礙行政，曾限該部於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決定要以武力驅逐宋軍。1月19日，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高橋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說獨石口到沽源一帶中國軍隊所駐守地方，屬熱河省豐寧縣境，要求中國軍隊迅速撤出，否則將釆取“斷然態度”。宋哲元根據何應欽的指示，於20日派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面晤關東軍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表示願意讓步以取得和解。但日軍從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偽軍2000余人，向長梁、烏泥河、獨石口一帶發動進攻，日機配合日軍的地面攻擊，連日轟炸獨石口、東柵子等地。中國軍隊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於30日在北平與中國代表會商，取得初步協議。在此基礎上，2月2日，第二十九軍代表與關東軍第七師團代表在察熱邊境大灘達成協議。2月4日，北平軍分會公布了“大灘口約”。議定日軍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軍亦不進入石頭城子、南石柱子、東柵子（長城東側之村落）之線及其以東之地域。日軍通過制造這次察東事件，削弱了中國政府對沽源縣以東地區的控制。5月，日軍更把察東沽源縣的小廠、石頭城子、烏泥河、北石柱子、長梁、斷水梁等地，劃為“熱河豐寧縣第六區”，設置“國境警察部隊”。並以日本軍官名字改變地名，如長梁改稱林田堡（日軍隊長林田）、烏泥河改稱鬆田堡（日軍隊長鬆田）。

6月，日軍制造了第二次察東事件。6月11日，熱河日偽軍在察東發動新的軍事進攻，進犯東柵子，12日偽滿警察進犯小廠。第二十九軍所部在上述地點進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顧事實硬說：“6月11日豐寧縣日本人參事官一行，遭到獨石口宋哲元部隊的步槍射擊。”關東軍電令土肥原賢二少將，要在“最短時間內使守軍撤退到黃河以南”。這時，日本陸軍部認為將宋軍逼走，恐有過分刺激，影響平津地區之虞，遂於13日電令土肥原賢二，暫時放棄了迫宋哲元部撤過黃河的決定。

5月初，天津振報社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社長胡恩溥兩漢奸被暗殺，日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關東軍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以此為借口多次晤見何應欽，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特別是6月9日日方遞交的由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署的“備忘錄”提出：罷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以及天津市、憲兵第三團、北平軍分會政訓處和藍衣社等一批國民黨政軍憲特首腦人物﹔將憲兵第三團及中央軍、東北軍駐冀部隊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內一切黨部，解散憲、特組織等﹔並限期實施。為威逼國民政府屈服，日海陸軍集結於山海關、古北口、錦州等地，“擺出即刻入北平的態勢”。面對日本的武力威脅，南京政府於6月10日向何應欽發出訓令，逐步答應了日方的無理要求。7月6日，何應欽又對日方作出書面答復如下：“敬啟者，六月九日酒井參謀長提各事項均承諾之。並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備忘錄”與何應欽的書面復函，即為《何梅協定》，它雖未履行正式簽約手續，但何的復函已構成法律承諾。其結果是國民黨的黨、政、軍、憲、特一切勢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與平、津兩市，實現了日本要把該地區造成“真空”的圖謀。

與此同時，日軍又挑起張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務以“關東旅行團”名義潛入察哈爾省偷繪地圖，被張北縣守城士兵盤查。日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鬆井源之助向察省當局提出抗議，並以武力相威脅。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賢二等於北平談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純等與日方代表土肥原賢二簽訂了《秦土協定》。依協定，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等中國軍隊撤出察北。后來察北6縣被偽蒙軍李守信部佔領，成立“察哈爾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幾乎不費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兩省的大部分實權。

《秦土協定》和《何梅協定》，實際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內的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國民政府的喪權辱國政策，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囊括整個華北進而滅亡中國的侵略氣焰。為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國而“獨立”，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力收買漢奸，鼓動“防共自治運動”。

1935年下半年，日本開始實施進佔華北的第二個步驟：扶持傀儡上台，操縱“華北自治”，將華北分離出去。日駐偽滿“大使”南茨郎在給外相廣田的建議中明確提出：“華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於使華北各省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完全脫離南京政權而自行獨立”。為此，土肥原賢二、高橋坦及日新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等到華北各地活動，威逼利誘，妄圖策動原北洋軍閥巨頭孫傳芳、吳佩孚、曹錕，以及國民黨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閻錫山、韓復榘、商震等出面組閣，建立所謂“華北新政權”。

接著，日本內閣也通過了《鼓勵華北自治案》，發表外、陸、海三相《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聲稱其“對外政策的根本方針，在於通過以帝國為中心的日滿華三國的互助合作，確保東亞安定”，要中國徹底取締排日，拋棄歐美，轉向親日政策。其實質是日本要獨霸東亞。為策劃侵略的具體行動步驟，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岡村等，於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連、天津、上海召集關東軍和駐華各地文武官員會議，以便將“已決定之方針傳給當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於是，在華北一幕幕“自治”丑劇，連連開場演出。

10月24日，日軍策劃河北香河縣的漢奸、地主武裝、流氓無賴舉行暴動，佔領縣城成立了“縣政臨時維持會”，發表所謂“自治宣言”，詭稱這是“民意”的表現。之后，平、津等地不斷出現日本策劃的漢奸“請願”隊伍，要求華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集結軍隊，華北駐屯軍也進行調動，並公開威脅說：“任何中國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運動，必將觸犯關東軍的兵力”。11月25日，冀東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縣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區包括22個縣。11月20日，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向蔣介石威脅說，如果中國政府不迅速採取適應華北形勢的態度，事態有惡化的危險。11月24日，日駐華使館陸軍武官雨宮巽向中國政府代表陳儀提出要求撤銷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12月18日，國民政府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委員中包括日本推薦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這個委員會，在日本看來是使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過渡。這個委員會雖然沒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懸持著青天白日旗，但實際上已把冀察置於南京國民政府之外，是變相的“自治”，適應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的要求。至此，華北已處於十分嚴重危機的地步。

與此同時，日本還策劃了“內蒙古自治運動”。1935年8月間，日本關東軍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將赴內蒙古策動錫林郭勒盟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加緊分離活動，成立了所謂“內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軍操縱下，在察綏邊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謂“蒙古軍政府”，自任總裁。下設外交、軍政等8個公署。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經濟實行空前的掠奪。攫取華北的經濟權益，是日本帝國主義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為此，日本制訂了掠奪計劃—即所謂開發華北經濟8大項目：（一）修筑津石路（從天津到石家庄）﹔（二）開發龍煙鐵礦﹔（三）塘沽建港﹔（四）發展河北電器副業，成立華北中日電器公司﹔（五）華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航空網﹔（六）改良華北種棉﹔（七）振興華北水利﹔（八）“整理河北井陘及正豐公司煤礦”等。1934年5月，日本對華鐵路借款已達8952萬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個主要由它投資的華北鐵路興筑計劃，准備建筑10條鐵路。與此同時，日本與冀察政務委員會簽訂蘆鹽運日合同，在長蘆大肆收買鹽田，為日軍事工業提供資源。日本在所謂“中日經濟提攜”的幌子下，瘋狂地對中國經濟進行掠奪，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夕，整個華北的金融命脈，已經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魯晉三省變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國紗廠為日本在華紗廠所吞並，天津的電氣業完全由日資包辦，平漢、平綏、北寧、津浦4路成為日本的運輸線，日本的飛機獨佔了華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島成了日本的港口，華北的金融、礦業也為日本所獨佔。

日本的武裝走私活動也很猖獗。從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時間裡，日本在華走私入口的商品價值約佔中國國內商品輸入總值30%多。中國關稅損失2550萬元之多，僅1936年4月一個月便損失關稅800萬元。日本的武裝走私蔓延全國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的塘沽以外，福建有廈門，廣東有汕頭，陸路有長城各口。關稅是中國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佔稅收總額的70%左右，而進口稅收又是關稅中最主要的項目。關稅收入的大幅度減少，極大地加劇了國民政府的財政困難，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稅收負擔，中國的國力進一步被日本削弱。日本武裝走私也直接打擊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鴉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輸入也直接毒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時，日本還比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來勢更猛地擴大對中國其他地區的經濟侵略，首先是加緊商品傾銷，使中國民族工商業深受其害。中日之間的商品競爭，以紡織品為最烈。日本紡織品因生產機械化程度和經營管理效率高，生產成本遠比中國低，同時，日本政府對本國棉貨傾銷中國，免征出口稅，且給予大量財政補貼，這樣，造成中日棉貨售價的懸殊。日貨的大量傾銷和國貨的大量積存，迫使華廠大量倒閉和停工、減工。在1933年的頭7個月內，全國92家華商紡織廠，即有18家倒閉或停業，減工者佔44%，布機停工、減工者佔41.9%。

日本對中國的大量資本輸出，兼並華廠，更給中國民族工業以致命的打擊。1934年，日商在華紗廠41家，不及華商紗廠的1/2﹔但其資本總額為25400百萬元，比華廠多1倍以上，其生產額高達2160萬打，使中國在華北的廠商大受其苦。日本設在山東的滿洲、青島二制粉公司，日產面粉達6800袋，中國面粉業根本無法與之競爭。兼並華廠是日本進行資本輸出的一項重要手段。僅1936年一年，上海、天津、唐山即有6家紗廠被日資所兼並，其紗錠數共達18萬枚以上。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經濟侵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直接侵害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危及他們的生存。因此，在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高潮中，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抗日傾向也在日益增長。他們指責南京國民政府對抗日愛國運動的鎮壓，發出了“萬般有罪，愛國無罪”的呼聲。

總之，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開始了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圍暫時還限於東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通過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內地。形勢愈來愈嚴峻，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