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澤東同志和延安楊家嶺農民親切交談。
1937年1月25日，美國新聞圖片雜志《生活》用數頁篇幅發表了3個月前剛從中國陝北“探險”歸來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拍攝的一組照片，標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產黨人首次亮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后成為毛澤東標志性形象的那張頭戴八角帽、神情沉著、面容清癯的肖像照片。《生活》雜志為這組照片配發的“編者按”寫道：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幾乎完全是神秘的。將近十年的時間裡，他們行蹤不定，與蔣介石委員長的國民政府進行戰斗。
這是未來中國歷史舞台上的主角第一次在美國甚或全世界露出了廬山真面目。但此時，以往“行蹤不定”的共產黨人已不再“漂泊”，他們找到了自己的革命大本營，找到了照耀中國抗戰砥礪前行的“燈塔”。
1935年10月，歷經艱苦卓絕的長征后，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同陝甘紅軍會師。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從此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1937年9月6日，中國共產黨根據同國民黨談判達成的協議，按照團結抗日的原則，將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改稱陝甘寧邊區政府，首府延安。
已近力竭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有了落腳之地，但要站穩腳跟並非易事。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陝甘寧邊區的鞏固和建設，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開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使邊區經濟獲得長足發展﹔政治上進行普選，建設三三制的民主政權，建立參議會制度，實行“精兵簡政”，進一步密切了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先后開辦了中國抗大、魯迅藝術學院、衛生學校等，為抗戰培養和輸送了大量軍政干部。
同時，為阻止敵人隔河伺機相犯，包括八路軍留守部隊、邊區保安隊和自衛軍三部分在內的陝甘寧邊區武裝力量，在邊區人民協同修筑千裡河防工事的大力支持下，打退了日軍對邊區河防陣地的78次大規模進攻，充分証明了“兵民是勝利之本”，是取得抗戰勝利的正確途徑。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陝甘寧邊區軍民艱苦奮斗，把原本地瘠民窮的邊區建設成為政治上進步、經濟上發展、軍事上頑強的全國模范抗日根據地，讓許多“抱著疑慮來延安”的外國記者和使團“被深深觸動”。1940年夏，愛國華僑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身份到延安訪問，中共方面堅持國共團結、抗戰到底的堅定立場和誠懇態度，以及延安黨政軍民的艱苦奮斗精神並由此形成的良好社會風氣，讓他不禁向海外華僑發出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的疾呼。
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國抗戰“大本營”的意義不僅於此。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集全黨智慧撰寫的《論持久戰》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的路線和戰略、策略，成為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思想武器。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因此被譽為“抗日的燈塔”和“革命的聖地”，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指導中心，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后方。（記者 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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