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后，黨和人民共同面臨著“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題。陳雲積極支持和推動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以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深刻分析時代特征和世界大勢，推動經濟體制改革。
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經濟調整的深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模日益擴大，指令性計劃過大過死、對市場機制利用不足的缺點日益突出。
對於擴大市場作用的問題，陳雲20世紀50年代就很重視，並力圖在領導經濟工作中加以實行。中共八大期間，他曾提出過一個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后的經濟體制構想。1979年3月，陳雲經過深入思考，總結、回顧自己幾十年領導經濟工作的心得，親筆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利用市場機制的問題。在提綱中，陳雲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
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會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時說：“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最重要的，還是陳雲同志說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全國一盤棋，主要經濟活動都要納入國家計劃軌道。”“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被寫進了中共十二大報告中，成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初期的目標模式。
兩位老一輩革命家不謀而合，共同把目光投在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上來。在中央的倡導下，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目標的國有企業改革試點初見成效，人民群眾也廣泛地發揮聰明才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悄然興起。據時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裡回憶，在一次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他到主席團休息的地方對陳雲說：安徽一些農村已經搞起了包產到戶，看怎麼辦？陳雲回答：“我雙手贊成。”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對此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起草歷史決議
上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思想上、政治上的撥亂反正不斷深化，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斷取得新的突破、開辟出一條新路的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思想混亂的現象，精神文明建設逐漸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此時，對建國以來的歷史如何全面評價，特別是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大革命”，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1979年初，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非毛化”思潮，葉劍英建議中央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統一認識，把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原則問題討論清楚。
3月30日，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嚴肅批評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闡明了四項基本原則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思想政治保証作用，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陳雲也在多次講話中強調，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糾正忽視精神文明建設的現象，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須一起抓。
1979年11月，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央開始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據秘書許永躍回憶，陳雲和鄧小平有一次很重要的談話，兩個領導人都一致地提出來，要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肯定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地位。在征求了陳雲的意見后，鄧小平提出決議核心的一條就是要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但當歷史決議起草組把寫出的初稿報給鄧小平時，他對這個稿子並不滿意，起草組遇到了繞不過去的難題。陳雲多次找起草組成員談話，對起草小組的人說：“小平同志提出《決議》宜粗不宜細，我是同意的。要在這個原則下面，是成績就寫成績，是錯誤就寫錯誤。” 在如何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這一關鍵問題上，陳雲提出：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歷史，解放前解放后的歷史，把毛澤東同志在六十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那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同志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對於這個建議，鄧小平十分贊賞，說陳雲的“這個意見很好”，“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撥亂反正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從此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對自身歷史的正確認識，甩掉了包袱，開始一心一意地開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經濟特區的創立和建設
在鄧小平和陳雲的關系中，經濟特區常常是被關注的熱點。許多人將陳雲說成是“保守派”就是根據所謂陳雲反對特區建設而來。那麼，陳雲對特區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
在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實踐中，陳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善於從挫折中吸取教訓。1958年“大躍進”和改革開放初期的新的冒進，使陳雲對於經濟建設的速度有了更加慎重的思考，更加重視尊重經濟規律，強調處理好積極改革與穩步改革、搞活經濟與宏觀控制的關系。改革開放初期，陳雲就指出：“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
在特區創建之初，陳雲就對特區的創辦表達了審慎的態度。陳雲在1981年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說：“廣東、福建兩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市在部分地區試辦經濟特區（廣東不是全省特區，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區），現在隻能有這幾個，不能增多。當然，來料加工，合資經營，現在許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區。”1982年春節，陳雲同國家計委的幾位負責人座談時再次強調：“現在搞特區，各省都想搞，都想開口子。如果那樣，外國資本家和國內投機家統統出籠，大搞投機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麼搞。特區第一位的問題是總結經驗。”
但謹慎不代表不支持，更不是反對。在周密考慮的基礎上，陳雲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對特區的支持。1982年10月30日，陳雲在中共廣東省委、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試辦經濟特區的初步總結給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上批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
1984年3月至4月，根據鄧小平談話的精神，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建議開放天津、上海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並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在聽取會議匯報時，陳雲明確表示，同意開放14個沿海城市，同時也對特區創辦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現在特區還沒有“拳頭”產品，要它那裡搞“拳頭”產品有困難﹔外資企業產品要有一定比例內銷，但對有發展前途的國內工業應當保護﹔特區不要搞自己的貨幣，如果一定要搞，發行權一定要集中到中央。顯然，陳雲在關注搞特區的積極作用同時，特別重視搞特區帶來的負面影響，強調搞特區要注意總結經驗，穩步推進，力求使特區辦好，反對不顧條件的一轟而上。
在支持鄧小平一系列經濟改革和經濟建設重大決策的同時，陳雲最突出的方面是對如何更好地貫徹落實這些決策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從而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良好設想能夠更好地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從而更加豐富、更加全面。
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鄧小平提議陳雲寫一篇悼念文章。他在題為《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寫道：“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在文章中，陳雲肯定了特區建設的巨大成就，明確表達了對特區建立和發展的支持。
干部隊伍年輕化
由於歷史的原因，黨內長期存在著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的問題。改革開放后，經歷了十年動亂，許多恢復領導職務的老干部年齡偏大的問題愈加顯現。如何推動干部隊伍年輕化？鄧小平和陳雲對此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干部隊伍年輕化，一方面要提拔年輕干部，另一方面要動員老干部退出一線領導崗位。
早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就表示應由年富力強的同志組成中央書記處，以便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正式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對此，鄧小平表示贊成。在他們的推動下，中央於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對年輕的領導同志組成的書記處，並作出了關於在縣級以上單位設置顧問的決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特別強調了他對陳雲關於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輕干部意見的支持。他說：“陳雲同志提出，我們選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謂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干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這些意見講得好。”
由於一些老干部剛剛恢復工作，要他們很快退下來，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輕干部的工作進展緩慢，收效不大。陳雲感到問題緊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寫了一篇題為《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的文稿，分送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並提議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討論青年干部問題。鄧小平完全贊同陳雲的意見，同時指出，“老干部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處理得好”。於是，陳雲又召集黨和軍隊干部工作部門的負責人開會，研究老干部離休退休問題，並主持起草了座談會紀要。
十一屆六中全會印發了陳雲的上述文稿和座談會紀要，會后，中央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開了三天會，專門討論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離職休養與退休工作的問題。鄧小平在陳雲講話后發表了即席講話，指出：“我們歷來講，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現在，解決這個問題已經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后，陳雲同志更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他提得非常好，我贊成。原來我們還是手腳小了一點，陳雲同志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幾十、幾百，是成千上萬。”“現在六十五歲的人，過五年就七十歲了。時間過得很快。所以，陳雲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在那次講話中，鄧小平還講：“我和陳雲同志交過心的，老實說，就我們自己來說，現在叫我們退，我們實在是心裡非常愉快的。當然，現在還不行。我們最大的事情是什麼？國家的政策，黨的方針，我們當然要過問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選拔中青年干部。我們兩個人的主要任務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1982年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正式宣布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成為與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列的中央三大委員會之一。十二大選舉出了中顧委委員172人，鄧小平擔任中顧委主任。隨著中顧委的建立，一大批原來在國家黨、政、軍系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在黨內外具有崇高聲望的老干部以身作則，帶頭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進入中顧委，從而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實現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新老交替。同時，“顧問委員會隻設到省一級，省以下各級組織一律不設”。在中顧委設立之初，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注意事項作了全面闡述，並指出“可以設想再經過10 年，最多不要超過15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1987年十三大，陳雲當選為第二屆中顧委主任。十三大尤其是十三屆五中全會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日漸成熟，中顧委主動逐漸減少活動。
1989年9月，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作政治交待時講了一番話。他說：“我過去多次講，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帶頭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經慢慢練習如何過退休生活，工作了幾十年，完全脫離總有個過程。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陳雲對取消中顧委、設立退休制度也有著共同的思考。宋任窮回憶道：“1991年上半年，陳丕顯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要陳丕顯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轉達他的意見。陳雲同志說：‘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慮了，決定了。至於一波、任窮同志干不干，中顧委以后設立不設立，請他們研究。’聽了陳雲同志的意見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進行了商量。我們一致意見是：我們兩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並向陳雲同志作了報告。陳雲同志聽后表示很高興。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見也得到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的一致贊同。后來，在准備起草中顧委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也寫進了上述意見。”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顧委正式取消。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集中財力物力、保証重點建設問題。陳雲在會上講了四點意見后，又特別講了一下干部年輕化問題，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隊的干部，年齡也是60歲以上了，與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隊的年齡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緊選拔50歲上下、特別是40歲上下的優秀干部，把第三梯隊也建立起來。隻要有了第二梯隊，並且有了第三梯隊，跟隨“四人幫”的“三種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這是黨和國家的大計。老同志要自覺地、認真地、正確地選拔接班人，真心誠意地幫助他們，培養他們，主動地給他們讓位，‘把他們扶上馬，再送上一程’。”對這個意見，鄧小平再次給予了呼應。他說：“陳雲同志的講話，不但談了經濟問題，還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干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
在鄧小平和陳雲的合力推動下，中國共產黨比較好地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直沒有解決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問題，使黨保持了生機與活力，使國家的各項事業得以持續健康地發展。
（作者系電視片《陳雲的故事》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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