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偉
1937年4月20日，雲廣英、陳英夫婦（后排左一、左二）和紅七軍干部在延安棗園合影
1938年4月，衛立煌訪問延安時與毛澤東合影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日寇大舉入侵，中華民族面臨著存亡絕續的嚴重危機，蔣介石卻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繼續“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此舉遭到了一部分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堅決反對。1936年5月28日，因日本大舉增兵華北，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等聯合發動兩廣事變，宣布將其部隊改編為“抗日救國軍”，誓言要“用大刀闊斧答復侵略者”，要求國民黨全軍北上抗日。對此，蔣介石的回答是調遣重兵南下兩廣，企圖以武力手段解決之，不同派系的國民黨軍隊之間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
內戰烽煙愈演愈烈，似乎難以止息，國內各階級、各黨派的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軍隊要抗日，內戰打不得，可是矛盾激化到這個地步，誰又有回天之力，止干戈於蕭牆之內呢？
1936年6月的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突然來到南寧李宗仁官邸。以此肇始，歷史的前進方向終於一步步轉向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團結御侮的正確軌道。
“雲廣英不辱使命”
李宗仁的客人叫雲廣英，曾和鄧小平一起在廣西搞兵運，是紅七軍的締造者之一，時任紅軍大學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得知兩廣事變消息后，中共中央辦公廳把雲廣英請到了楊家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葉劍英等一起接見了他。周恩來親自向雲廣英分析了當時的局勢，並派他前去面見李宗仁，向其轉達中共方面聯合抗日的建議。毛澤東握著雲廣英的手，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這次出去工作很好。”
雲廣英克服種種困難秘密進入廣西，見到了李宗仁和另一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向“二李”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並建議李宗仁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與蔣介石的爭端。為實現和平，兩廣方面可以對蔣作一些妥協與讓步，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改“反蔣抗日”為“擁蔣抗日”。李宗仁當即表示完全贊成這一主張，李濟深則以他本人的名義起草了一封給毛澤東的親筆信，並派部下錢壽康攜信隨雲廣英秘赴蘇區，面見毛澤東陳述他的意見：“很樂意同中共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救國活動。”
就在錢壽康前往蘇區的途中，兩廣形勢發生巨變，蔣介石利用金錢收買的手段瓦解了陳濟棠的部隊。陳濟棠被逼出國考察，但是行前卻涕泣宣告：一旦抗日炮響，他將立即回國共赴國難。陳濟棠敗走出國后，居正、李濟深等國民黨元老出面斡旋。在他們的勸說下，蔣介石致信李宗仁、白崇禧，表示隻要地方服從中央，他就准備抗日。根據中共方面的建議，李宗仁答復說隻要蔣出兵抗日，他就堅決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目前的爭執，完全可以談判解決。兩廣事變終於平息下來。
表面看，蔣介石又一次利用權術壓垮了一次抗日風潮，領袖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但是實際上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本就已經大失人心。而事變結束后，蔣介石不僅不兌現出兵抗日的諾言，反而變本加厲地嚴令逼迫張學良與楊虎城繼續“剿共”，全國的人心更是遠離蔣介石而去。
1936年9月22日，在收到錢壽康帶來的李濟深信函后，毛澤東親筆致書李宗仁、李濟深：“錢壽康君來，具悉貴方情形及所示協定草案……敝方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即提出此種實際方案，……諸公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當前急務，在於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國各黨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督促批判，責其更新，全國人民及各實力派系與有責焉。……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逐出中國，將於貴我雙方之協定開其端矣。”
9月23日，毛澤東又派人找到錢壽康，把第二封信交給了他，囑其一並交給李濟深再請李轉給蔡廷鍇等一批主張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信中寫道：“國難如斯，非有幾個純潔無私之政治集團及許多艱苦奮斗的仁人斗士，為全國各黨各派各軍之中堅，偉大的反日統一戰線之真正完成與堅持斗爭是不容易達到的。”
收到由雲廣英和錢壽康帶來的毛澤東書信后，李宗仁、李濟深為中共方面的愛國精神所感動，一起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由於原信被雲廣英在歸途中銷毀，我們隻能通過雲廣英的回憶了解這封信的內容。據雲廣英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李宗仁、李濟深在信中表示願意在軍事上和紅軍採取一致行動。
后世軍史專家對雲廣英所作的斡旋的評價是：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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