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華
1943年，山東軍區部隊積極進行反“蠶食”斗爭拔除敵人的據點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本為鞏固佔領區，變中國為其“南進”的后方基地，著手調整侵華方針，對國民黨從軍事進攻為主轉為政治進攻為主，軍事進攻重心移向敵后抗日根據地，“掃蕩”和反“掃蕩”、正義與邪惡的大較量、大搏斗就此拉開帷幕。
從戰略相持階段起，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抗擊了58%至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
敵后戰場上升為抗日主戰場
華北在敵后抗戰中佔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八路軍三大主力相繼挺進冀中、冀南、冀魯豫邊區和山東地區后，日軍連續實施“治安肅正計劃”，加緊推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分割掃蕩抗日根據地，達到由“點、線”到“面”的佔領。
齊會、梁山、香城固、雁宿崖……一次次反“掃蕩”勝利，把一個個普通的山村地名載入史冊。1939年11月黃土嶺一戰，晉察冀軍區部隊一舉擊斃敵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使罪惡的“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
1940年8月，八路軍打響了舉世聞名的百團大戰，把從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這條兩側筑有敵堅固據點的所謂“鋼鐵封鎖線”砸得稀爛。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描述：“從晉北山區到東海岸，從南面的黃河到北面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斗日以繼夜，一連厮殺了五個月。一百團人打擊了敵人的整個經濟、交通線和封鎖網，戰斗是熾烈而無情的”。第129師參謀長李達回憶，“我親眼看到彭副總司令、劉師長、鄧政委和左副參謀長，冒著槍林彈雨，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指揮部隊勇猛殺敵”。
我黨在反“掃蕩”戰場上的浴血奮戰，沉重打擊了日寇囂張氣焰，極大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大后方彌漫的悲觀空氣為之一掃，國民黨暗涌的投降逆流得以抑制。就連蔣介石也不得不表示：“貴部窺破好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勉”……
從戰略相持階段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上升為抗日主戰場，抗擊了58%至75%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華北日軍在“掃蕩”連遭失敗后，隻能承認華北局勢“無論從數量和質量上看，中共軍均已成為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力”“如此下去，華北將成為中共軍的天下”。
“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
人民軍隊在人民戰爭中發展壯大
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是我黨我軍在漫長艱苦的革命征途中練就的過硬本領。不管形勢怎樣，我黨我軍總能憑借堅定的理想信念，總結成功經驗、汲取失敗教訓，變得越加強大，成為一支打不倒、拖不垮的鋼鐵勁旅。
華北敵后抗戰最困難的時期，根據地面積縮小了1/3，八路軍總部機關也一度遭遇嚴重威脅。1942年5月，日軍發起“C號作戰計劃”，在山西遼縣麻田對八路軍總部形成合圍，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壯烈犧牲。當天夜裡，彭德懷召集冒死突圍出來的干部戰士，悲憤又堅定地說：“同志們！台坍了不要緊，搭起來再干！”
八路軍從挫折中總結經驗教訓，優化戰略戰術，逐步掌握主動權。1943年初，第129師總結提出“變敵進我退，為敵進我進”，號召部隊向敵后之敵后進軍。第115師主力和山東軍區部隊也提出與之內涵相通的翻邊戰術，主張“敵打到我這裡來，我打到敵那裡去”。八路軍總部迅速將這一戰略戰術推向全華北。各區抽調1/3至1/2的主力部隊，組成數以千計的精干武工隊深入敵佔區。武工隊員既是指揮員又是戰斗員，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如袖中匕首、懷中利劍，令敵人聞風喪膽。
與此同時，各戰略區軍民結合的群眾性游擊戰法精彩紛呈。除了耳熟能詳的地雷戰、地道戰，還有三三兩兩打冷槍的“麻雀戰”，敵人走到哪我們打到哪的“車輪戰”，牽著敵人兜圈子的“推磨戰”，一村打響四方馳援的“蜂窩戰”，等等。
毛澤東就在《論持久戰》中富預見性地指出：“游擊戰爭沒有正規戰爭那樣迅速的成效和顯赫的名聲，但是‘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在長期和殘酷的戰爭中，游擊戰爭將表現其很大的威力，實在是非同小可的事業。”反“掃蕩”作戰的實踐証明，我軍的戰術戰法完全符合敵后抗戰的特點規律，是戰勝敵人、壯大自身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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