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奕
抗日戰爭期間，重慶人民真正做到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除募捐、獻金和購買公債外，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川人民盡最大的努力，負擔著國家財政收入的50%，在抗日戰爭的歷史上寫下了又一光輝篇章。
募集戰時公債，認購建國儲蓄
為了爭取社會游資以堅持抗戰，從1941年3月起，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興起戰時公債勸募運動。這次勸募的公債有兩種，一是軍需公債，從1940年起發行，在全國發行數額為國債12億元﹔另一種是建設金公債，從1941年起發行，總額為1000萬英鎊，5000萬美元。
為了響應戰時公債勸募運動的開展，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多次舉行會議，商討運動開展的方針、政策、計劃等。社會各界名人積極支持和宣傳該活動的開展，在市政府先后舉行了5次勸募專題講演會，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的講演，他指出：“在目前日寇急於南進的時候，我們必須：第一，集中全中國的力量，把可用的人員都動員起來，把已經動員起來的人都用在反攻日寇的戰爭上面去﹔第二，集中全國的財力，把一切游資存款，都用在購買軍火，促進生產的事業上去。把一切放置未用的資源物品都開發出來，全都用在反攻日寇戰爭上面去……”中國共產黨也積極支持公債的發行，經濟學家、《新華日報》編委許滌新撰《勸募戰時公債》一文，強調國民政府最近發行的兩種公債“是水泥，是雨露，是火焰，它具有增進全國人民團結力的凝合作用，具有加速增長全國物力的滋培作用”。
全市大中小學生紛紛出動，走向社會，深入工廠和鄉村，四處勸募公債。3月13日，南岸民眾在彈子石舉行勸募會，一個小學生主動登台講演，面對到會群眾及各界代表兩三千人，侃侃而談，要求“每人購債10元為標准國民”，台下響應者眾多。重慶各地的宣傳活動也迅速開展，小龍坎、磁器口、新橋、山洞、彈子石、黃桷椏、海棠溪等地都分別舉行了宣傳動員大會。
在進行了廣泛地宣傳動員之后，重慶於4月份開始進行公債認購，各階層認購踴躍。在四鄉召開的募債大會上，農民參加者佔大多數，每當大會舉行講演及游藝節目時，農民紛紛認購公債﹔工人階級在勸募運動中的表現也很突出。如紗廠童工，每月僅10多元工資，但都認購了10元公債1張。而據《新華日報》1941年5月6日報道，各業工人“將血汗所得，盡量認購軍需公債，其數共達14.6萬余元，認購人數普及數萬”等﹔學校以南開中學為代表，在學校教職工、學生和其他人員中，開展了募債競賽活動，積極購買債券，共募得4萬余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認購債券1000元﹔江北市民張棟臣將自己工廠生產的自由藥皂大批發售3天，所得貨款全部認購了債券。
重慶募集戰債活動深入到全社會各階層，運動全面展開。5月26日，重慶各界在抗建禮堂舉行勸募成績大會，對勸募運動第1期工作進行總結，經最后統計募債數為1.2億元。至1942年2月為止，重慶美金公債勸募已達1000余萬美元。重慶各界人士踴躍認購，使募債總額始終為各省市認購額之冠，居全國首位。
為了支持抗戰，重慶各界除積極認購公債以外，還積極倡導節約建國儲蓄運動，號召市民“要將有余的財力，節約出來，集中一起，加強我們抗戰的設備，增進我們的生產建設”。
據統計，從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28日為止，重慶各界開展節儲競賽，共達3183萬元。1941年1月28日至6月底，重慶各界認購建國儲蓄券6703萬元。6至8月，儲蓄存款總額為8500萬元。據統計，從節儲運動起至1942年7月17日為止，重慶節約儲蓄額總計達3.6億元，其中國幣儲蓄券2.18億元，美金儲蓄140萬元，普通儲券1億元。
經過各界群眾的共同努力，重慶的建國儲蓄運動取得了圓滿成功，主要用於軍費開支、抗戰開發建設和戰時行政事業開支等，為抗戰事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大后方獻金運動開展如火如荼
抗日戰爭中，重慶人民不僅生產了大批軍需民用物資支援抗戰，而且還節衣縮食，踴躍參加政府和民間的各項募捐、義賣、捐獻活動，表現出高度的愛國熱情。
重慶獻金始於1937年。這一年，重慶人民歡送川軍出川抗戰，目睹廣大官兵身著單衣短褲，腳登草鞋，可謂“日不能避風雨、夜不能御寒冷”。大家深深為之感動，故而節約獻金以援前方抗戰的運動由此開始，以后每年按期舉行，從不間斷。1937年12月26日，重慶抗敵后援會學生分會舉行了勸募游藝大會，掀起了重慶獻金運動的高潮。
1938年，重慶又舉行義賣獻金活動。12月13日，重慶市各界義賣獻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並確定了義賣獻金的3種組織形式：一是籌辦義賣獻金市場﹔二是商店自行舉辦義賣﹔三是組織流動義賣獻金隊。很快，各機關、團體、學校、商店以及私人掀起了捐獻新舊貨物或藝術作品的熱潮，紛紛將義賣所得交中央銀行轉呈財政部，以支持抗戰的經濟需要。
1939年，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發起組織了節約獻金運動。重慶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在這方面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有的群眾以母雞1隻，價值10元捐獻﹔更有賑濟委員會轉來難童賣報結余的16.4元現金﹔年逾花甲的合肥難民溫棟臣，將身上所剩的5.25元當場投入獻金櫃內，並發表簡短演說：“個人從戰區逃出，親見同胞被敵人殘害，皆無家可歸，今老不能上前線作戰，但亦應表示愛國熱忱”﹔戰區青年工作團擦皮鞋隊將3日勞動所得23.6元呈獻國家﹔2名難童將撫恤金80元悉數呈獻國家﹔2月28日是銀行獻金日，這一天共獻金6萬余元。據統計，從2月26日至3月12日，共計獻金250萬余元，尚不包括金銀、器皿、首飾等在內。
1940年，重慶各界掀起了勞軍獻禮活動。2月10日，重慶市區設置了“勞軍獻禮台”，全市數十萬群眾和郊區農民前去捐獻。從沿海內遷重慶的工人獻了一次又一次，並表示：“我們雖然已在不久前的寒衣捐獻中慷慨地捐助四五千元，但我們這次並不吝惜，平均都能或多或少地拿出血汗錢來”﹔女佣人楊嫣將歷年薪水積蓄50元送到賑濟委員會﹔白發老翁周鈺欣聞八路軍百團大戰大獲全勝的消息之后，極為振奮，將其壓縮生活開支省下的10元送到《新華日報》館以示慰問﹔不少工人、店員、人力車夫和小商販等從現金到實物，有什麼捐什麼。
不僅下層群眾積極捐獻，支援抗戰，知名人士也積極帶頭募捐。2月10日，在川東師范體育場舉行的勞軍大會上，全市分區設立了5個送禮台，都郵街由馮玉祥將軍夫人李德全（曹孟君代）主持，兩路口由邵力子夫人主持，道門口由吳國楨夫人主持，段牌坊由馬超俊夫人主持。當天，5個送禮台就捐獻代金禮品40余萬元，一些國際友人亦參加了獻禮。重慶婦女慰勞分會的抗屬抬上了1頭大肥豬去獻禮，情景感人至深。
1941年1月，全國慰勞總會發起了第2次勞軍獻金活動，此次運動募集目標是1000萬元。據統計，2月至3月底，重慶的金融、交通、黨政、婦女、文化、農工等各業及個人的自由捐款達358萬余元。5月31日，重慶舉行端午節勞軍大會，各界人士獻代金20萬元。7月22日，重慶市第二兒童教養院捐現金235元，海棠溪郵政汽車管理站獻慰勞金1701元。
1944年初，以馮玉祥將軍為首再次發動了節約獻金運動。1月，該運動從成都開始，很快普及整個大后方。重慶各界人士再次表現出可貴的愛國主義精神，積極參與。1月2日上午，重慶各界舉行獻金大會，2小時之內各界獻金達600萬元以上，超過預期1倍以上。此次節約獻金運動包括重慶在內的四川共募得捐款約7億元。
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為了爭取勝利的早日實現，重慶人民再次進行了獻金運動。
抗戰期間，重慶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使人油然生敬。除了進行獻金之外，還進行了獻糧、獻機、捐募寒衣代金運動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戰建設，解決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拳拳之心，付諸於行動。
慰問烈軍屬及“勞軍競賽”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四川省大批部隊開赴抗日前線，英勇殺敵。8年中，四川應征的壯丁總數達300萬人左右，佔全國征兵總數的20%。因而四川及重慶的烈屬、軍屬極多，對其及時進行安撫、慰問，送去溫暖，直接影響到了前方將士的抗日斗志和戰爭進程。
每年春節和“七七”紀念日以及秋冬季節來臨，重慶都要舉行勞軍運動，慰問烈軍屬和傷病員。為了激勵前方將士努力殺敵，穩定抗日隊伍，重慶成立了輔助抗戰軍人家屬委員會，解決抗屬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困難。他們經常組織人員慰問軍屬，或送生活用品，或寄慰問信。
重慶還組織訪問抗戰烈軍屬，對於生活確有困難的即發給補助費，並將他們的實際困難反映給重慶成立的慰勞烈軍屬總會。《新華日報》副刊則刊登《重慶市抗屬生活一瞥》《她的苦悶——記一個抗屬的生活》等文章，呼吁有關部門和全體同胞關心抗屬。重慶還組織了慰勞團、傷兵之友社等團體到前線去慰勞將士和傷病員，贈送慰勞品。馮玉祥夫人李德全親自擔任慰勞團團長並到前線和后方慰問將士及其家屬、傷病員。
1941年春季，重慶舉行的勞軍競賽是抗戰時期勞軍運動的最高潮。勞軍競賽從2月17日至19日止，為期3天。每天每組進行捐款捐物。競賽地點設在中山一路實驗劇院。2月17日開始，全市各界人士和自由獻金者紛紛登場捐款，僅此一天就收入現金61萬余元，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獨捐1萬元。19日，銀行界動員5000人參加了這次活動，農工界動員了6000人參加。全天收入總計281萬元。團體方面，金融第一，文化第二，婦女界第三，農工界第四。3天來，全市各界獻金總額達398萬余元，另有港幣300元。20日，勞軍競賽宣布競賽成績高者為：金融、工會、文化界、青年界。《新華日報》在經濟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慨然捐款1500元。
3月，重慶又舉行出錢勞軍總決賽，重慶各界人民踴躍捐獻。至月底共捐款358萬余元。5月，重慶再次舉行勞軍競賽，共捐現金368萬余元。1941年2至5月，重慶各界在春季勞軍競賽中，總計捐款1126萬余元。
為了慶祝抗戰的勝利，感謝前方將士的浴血奮斗之功勛，1945年9月重慶又舉行了勝利勞軍運動。25日，在市青年館舉行的勞軍獻金大會上，首先由重慶市參議會主席康心如代表重慶各界獻金，其后各界紛紛獻金。僅此1天，獻金總額達2億元，超過8年來重慶歷次勞軍獻金之總額，相當於全國各地8年抗戰勞軍獻金總額的三分之二，充分表達了重慶各界民眾對抗日將士及其家屬的由衷敬意。
宋慶齡領導“保盟”取得國際援助
1941年底至1945年，在重慶的宋慶齡也充分利用個人的特殊地位及影響，以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和工業合作國際促進委員會（簡稱工合）為平台，向國際社會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極大地支援了抗戰。
1942年8月中旬，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在重慶重新建立起來，一批國內國際各類精英聚集於保盟及其周圍，在此基礎上構筑了一條范圍廣泛的統一戰線。國內有孫科、何香凝、馮玉祥、賀耀祖、茅盾等官方高層人士和社會知名人士﹔國外有史沫特萊、愛潑斯坦、馬海德、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王海娜等一大批最真誠的朋友。也有美國總統羅斯福母親安娜·羅斯福和夫人埃利諾·羅斯福、美國作家文森特·希思、女作家賽珍珠、著名黑人領袖保羅·羅伯遜以及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等一大批既同情中國抗戰又富有國際影響力的人士。而當年各國駐華的高級軍政官員，譬如美國大使、英國大使、蘇聯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亞大使以及中印緬戰區司令史迪威將軍等，都成為保盟事業的積極參與者。
4年裡，宋慶齡不時以發表對外演說及政論文章的方式，向國際社會全面系統地宣傳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贊譽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人民游擊戰爭﹔她多次會見香港總督以及國外富商巨賈，向他們介紹中國抗戰形勢，請求他們為中國抗戰和人類正義伸出援手﹔她經常寫信給各類援華團體等，用真誠與博愛呼喚正義，以爭取更多組織和個人參與援助中國抗戰的行列。譬如，當年受她的感召，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母親就曾極力支持美國援華會的對華援助行動，香港總督羅富國、楊慕琦都曾以他們的總督地位給保盟工作以支持。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慶齡的強有力領導下，保盟、工合等機構的募捐、慈善活動得以順利開展，大量、多種形式的國際援助從五湖四海匯集而來，它們對於抗戰中國的支持之大，“不亞於以飛機坦克和槍支的支援”。這些援助既是持續的也是相當龐大的，僅以美國為例：從1941年至1946年8月底，美國援華聯合會通過保盟提供給中國的各項援助救濟款為：159萬美元，4.4億元法幣。這些資助除有指定對象外，絕大部分都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被送到敵后抗日根據地，極大地幫助了中共的敵后抗戰事業。宋慶齡甚至還通過史迪威用美軍飛機給延安送去了大型X光機，這是當時敵后根據地第1台且僅有的X光機﹔她還通過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將成噸藥品和器材等救濟物資運送到邊區。
在重慶期間，對國內受災地區和特殊人群的救濟，也是宋慶齡和保盟等關注的重點。當時，她就與各國駐華大使和國內知名人士一道，發起組織過各類規模的賑災救濟義賽、義演、義賣活動，譬如：賑濟河南災區的國際足球義賽﹔援助湖南災區的書畫義賣﹔中、美、英、蘇音樂家救助貧困作家的同台義演等，通過這一系列活動，既募集到可觀款項，又產生了巨大政治影響力。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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