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奕
重慶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是日本軍事進攻中國的重要戰略目標，成為遭受日本野蠻轟炸規模最大、次數最多、持續時間最長、損失最為慘重的中國城市。然而，重慶在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中始終屹立，重慶人民的意志與決心沒有被日軍的轟炸所摧毀，並且能在轟炸之后迅速恢復正常生活，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頑強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這是重慶人民對於抗戰的最大貢獻。
“重慶大轟炸”震驚中外
從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本侵略軍對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進行了長期的無差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重慶大轟炸”使重慶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遭到空前浩劫。據檔案記載，抗戰期間，重慶城區、萬縣（今萬州區）、涪陵、永川、江津、南川、綦江、奉節、巫山等32個區縣均遭受日機直接轟炸。轟炸目標主要集中在重慶的政治、經濟、商業中心，以及各交通要道、軍事基地、空軍機場，甚至包括城區的平民居住區、各類學校、醫院、外國使領館等非軍事區。日機對重慶的轟炸分為3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8年2月到1939年1月，這一時期主要目的是對重慶進行空中偵察和試探性攻擊，為后來的大規模轟炸作准備。1938年，重慶境內主城區及巴縣（今巴南區）、梁山（今梁平縣）、萬縣、合川遭到日機轟炸。到1939年初，轟炸范圍擴大到璧山、南川。此階段轟炸規模不大。
第二階段，從1939年5月到1941年8月，為日機對重慶實施大規模戰略轟炸的主要階段。這一時期，中國抗戰處於相持階段，日軍在對國民黨正面戰場進行攻擊的同時，為了早日結束中國戰爭，憑借其強大的空中優勢，先后採用“高密度轟炸”“疲勞轟炸”“無限制轟炸”等戰術，對重慶城區及29個周邊區縣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造成了一系列重大慘案，震驚中外。
第三階段，從1941年9月到1944年12月。這一時期，日本的軍事戰略重心發生轉移——著力於發動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對日宣戰，美國空軍援華參戰，打破了日軍的空中優勢，對日軍造成直接威脅，因而日機對重慶的轟炸逐漸減少。至1944年年底，轟炸結束。
在遭到轟炸的32個區縣中，重慶主城區遭到了重點轟炸，其他區縣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失。根據四川省第三行政區署1941年10月對各市縣遭受日機空襲情況的不完全統計，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8月，日機3585架84次空襲重慶市（城區），投彈9877枚﹔其次為梁山縣，日機394架空襲20次，投彈2971枚﹔在萬縣，日機299架空襲19次，投彈1059枚。另外，涪陵、奉節、合川、巫山、南川等地也遭受了較為嚴重的轟炸。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期間，重慶市直接人口傷亡共計32829人，間接人口傷亡6651人，災民172786人，財產損失約100億元（折合1937年價值）。
面對日機長時間的野蠻轟炸，重慶各界人士一方面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譴責日本軍閥的罪惡行徑，表示其“縱使重慶全成焦土，中國人民亦必在政府領導下，與日本軍閥繼續搏斗，決不屈服”的決心。一方面在政府的領導、組織與扶助下，動員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積極努力地進行著積極防空（修筑各項軍事工程）與消極防空（疏散市民，開鑿防空洞、溝、壕、室的准備與實施工作），以保証戰時首都的安全，從而展開了一場空襲與反空襲，轟炸與反轟炸的頑強斗爭。
開鑿防空洞、溝、壕、室等工程
1937年9月，蔣介石致電重慶防空司令部，飭令其負責指導、協助民眾挖筑簡易防空壕溝，並明確規定了防空壕須深6尺，寬2尺，上蓋木板並厚加土層的要求。12月22日，由重慶防空司令部、重慶市政府、成渝鐵路局等機關組成的工程人員，開始勘察重慶市防空大避難壕。從朝天門起，沿長江北岸的望龍門、儲奇門、南紀門、臨江門直至千厮門，他們逐步勘察、測量，一致認為：大隧道的起點處應高出長江洪水線，同時須與市區交通線聯絡，最后決定將大隧道的干線“劃自三元廟起，中經小什字、半邊街、左營街、較場口、通遠門、觀音岩，至兩路口南區馬路轉拐處”。后又經詳細測試、計算，重慶有史以來第一條大隧道工程，於1938年8月2日在市區公園事務所舉行破土動工典禮。該隧道橫貫重慶老城區的南北東西，總共有13個出入口，完工后可容納4萬余人，被譽為“當時世界各國偉大的都市防空工程之一”。而重慶廣大市民和公司、銀行等機構，為保障自身的生命財產，亦紛紛自發籌資開鑿防空壕與避難室。
國民政府遷渝后，撥發大批器材、資金交重慶防空司令部使用。經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重慶的防空洞工程進行得十分迅速，到1937年底，南岸地區建成簡易防空壕260余所，可容納市民3000余人﹔1938年2月，由重慶防空司令部組織修建的25個防空壕相繼竣工，投入使用，可容納市民3萬余人﹔到1938年9月，重慶市區的防空洞狀況是：“公家所設，有防空壕512個，可容難民63765人，私家所設，有防空壕504個，可容難民67250人。且公私兩方面，現均繼續建筑，其容量亦日有增加。此外，憲軍警及防護工作人員之掩蔽，另有地上防空壕33個，崗警防空洞154個。至於現正開挖之防空大隧道，長約4公裡，出口20處，完成后可容七八萬人。本市人口，除先行疏散外，必不能走之市民，一經防空，本部必使其皆有防避之所而后已。”
開展大規模的市民自建防空洞運動
1939年，在經歷日機“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的“5.3”“5.4”大轟炸后，政府當局及重慶市民從血與火的屠殺中，更加認識到防空洞、大隧道、地下室在對付轟炸時的重要作用，開始了更大規模的防空洞建設。一方面，政府當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於人口眾多、機關稠密之地開鑿公共防空洞，並加緊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進度﹔另一方面，當局又在市民中進行廣泛的宣傳動員，既獎勵不必留在市區的機關、團體和人員盡量疏散於鄉間或鄰近各縣，又大力鼓勵、動員、號召市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按照自建自用、共建共用的原則，大量興建私人防空洞、防空壕或避難室。為推動防空洞的建造工作，重慶防空司令部、重慶市政府聯合發起成立了“市民擴大建筑防空洞運動”，並專門組成鑿洞委員會，規定防空洞、溝、壕、室的建造標准與技術要求，積極動員、鼓勵、倡導、扶植市民自建或合建防空洞。
1940年3月初開始，重慶市區內即有120處防空工程相繼開工。為推動此運動的廣泛、普及與深入進行，重慶防空司令部還專門制定了“擴大自建防空洞運動宣傳標語”10條，廣為張貼和宣傳，內容如下：
1、開鑿防空洞應市民自辦，不應依賴政府！
2、擴大自建防空洞運動，是為市民謀避難的安全！
3、留居本市的市民，應自動聯合集資來開鑿防空洞！
4、每人隻攤十幾塊錢，就能開一個很好的防空洞！
5、自己開洞，自己管理，自己避難，是最合理的辦法！
6、市民自建防空洞時，防空部願負設計責任！
7、有錢的人應踴躍捐輸來開鑿防空洞！
8、市民自建防空洞時，萬一湊款不足，防空部還可補助！
9、開鑿防空洞，比衣食住行都重要！
10、不謀本身避難安全的人等於自殺！
由此，一場大規模的市民自建防空洞運動便在重慶市區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數以萬計的民工、石工，在以后長達2年多的時間裡，或用黑色炸藥在山坡上打眼放炮，或用原始工具挖溝鑿洞，興建掩體。《大公報》記者子崗在一篇題為《防空洞是誰鑿成的？》報道裡，對當時重慶人民修筑防空洞的情景曾描述道：
“這一個冬天（指1939年底至1940年初），鑿防空洞的工人們也並沒有歇手，他們依然在冷風裡從峭壁上打出洞門來，然后一點點地用炸藥炸。憑著一盞小油燈，照著白粉線敲敲打打。他們沒有機緣和大家訴說腳下的陰滛，別人也不會了解因為勞動而在冬天大流其汗。可是當平靜下來時，要在（才知）那唯一一件棉襖裡溫干了這身大汗是什麼滋味。”
在重慶市民擴大自建防空洞工程的同時，政府當局也傾力於此項工作。改組后的重慶防空司令部內專門設有工程處，以負責防空洞的修筑及高射陣地的構筑事宜。他們在地址選擇、工程設計、建造標准、技術要求、質量檢驗諸方面為市民提供方便和服務，同時在經費上給予補助。當時修筑防空洞的經費，除各工廠、機關、團體、學校及個人私建防空洞所需之款由各建造單位自己籌措外，公共防空洞、大隧道等大型工程的建筑、開鑿，其所需經費的絕大部分由國民黨中央補助，極小部分由主管當局（即防空部資金保管委員會）內地方金融、工商、紳耆各界籌募。據不完全統計，自1937年12月重慶修筑防空大隧道起，至1940年4月止，國民黨中央撥發給重慶市的防空經費多達127萬余元，資金保管委員會自籌資金87萬余元，共計215萬余元。按照1940年估計每人建筑容納自身的防空設備需款12元計，該項款額所建筑的公共防空洞，其容量可達17萬余人，加上眾多的私人防空設備，到1940年2月，重慶市所有防空洞的容量可達28萬余人，而當時留在重慶市區的人口大約42萬人，防空洞的容量已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到1941年2月，重慶市區開鑿完工的公共防空洞有441個，容量為19萬人﹔私人防空洞有543個，容量達12萬余人。
與此同時，各個重要機關、工廠、商店、學校和團體，也在轟炸中吸取教訓，積累經驗，使得各自的疏建工作與消極防空設備逐年加強，它們將“主要工廠所有重要機械，均移入洞中工作，較大工廠則疏散分在數處開工，新廠建筑，多在較為安全區域”。這樣，各工廠依托防空洞的護衛，不僅所受損失逐年降低，而且均能繼續開工生產。
當年，英國駐華大使薛穆曾由衷地贊嘆到：“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之供應方面，重慶真可與世界上任何城市比較而無愧色。重慶之應成為世界理想中之一項事物，實無足異。”新加坡華民政務司副司長在參觀重慶返國后也發表談話稱：“代表團對於重慶防空設備之實際效率，印象極深。現重慶居民之防空洞，最為普遍，故目前日方空襲，除擾亂而外，別無價值。”
成千上萬的防護隊員加入服務行列
因日機空襲而服務於戰時首都的重慶人民，不僅有數以萬計的民工、石工在修筑防空洞、溝、壕、室，有龐大的隊伍在作有關消極防空的宣傳、動員，而且還有成千上萬的防護隊員、救濟人員以及防空洞管理人員、醫護人員等直接參與了對日機轟炸的防護及對被炸難民的救濟。
重慶防護團成立於1936年10月，正副團長雖多次更替，但均由市長、警察局長分擔。下設警報、交通管制、避難管制、燈火管制、消防、救護、防毒消毒、工務、配給、總務等股，另設防護、消防、救護、工務4個大隊及空襲服務總隊，並按行政區劃，設置上城、中城、下城、新市區、江北、南岸等6個區分團，由各警察分局長及保長分任正副區團長，於街道居民、商店店員中吸收團員，進行訓練。
1939年“5.3”“5.4”大轟炸后，蔣介石以重慶市民損失慘重，手令各黨團軍政機關公務員組織空襲服務隊，為受難同胞服務。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及新生活運動總會等機關奉令后，當即舉行聯合會議，決定遵照蔣介石指示的原則與辦法，督促各中央及地方機關等組織，成立了以國民黨中央黨部及所屬各部會局，包括重慶市黨部在內的第1支隊﹔國民政府及所屬各院、部、會、局，包括重慶市行政系統在內的第2支隊﹔軍事委員會及所屬各部、會、廳、署、局的第3支隊﹔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及重慶市支團部在內的第4支隊﹔新生活運動總會、勵志社、行政院戰時服務團在內的第5支隊。並由各機關共同組織干事會，督導各隊工作。
1940年4月6日，以谷正綱為總隊長、洪蘭友為副總隊長的“陪都空襲服務總隊”正式成立，當時報名參加者多達4000余人，數月后即增加到263隊7600余人。到1940年7月，重慶市直接參加空襲服務工作的除重慶防空司令部所轄3個正規團外，尚有防空司令部、警備司令部、社會局交通工人服務大隊、憲兵第3團、第12團、紅十字會救護隊所屬人員1萬余人，空襲服務總隊醫護委員會所屬重傷醫院、救濟站人員453人，負責水電維修的工人1236人，服務總隊各分隊5830人，總計近2萬人。他們遍布市區的各行各業及各個地區，每當日機襲渝遁去，炸彈仍在爆炸，大火還在燃燒之際，廣大空襲救護人員即從各個角落出現，奮不顧身地奔赴火海，或協助疏散、義務搬運，或於空襲前后維護交通，或勸告市民避難以減少犧牲，或幫助同胞搶救物資，或挖掘、搶救被炸、被毀物資和人員，或填補彈坑恢復市面等等。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空襲與反空襲、轟炸與反轟炸的搏斗中，先后犧牲的防護隊員、救濟人員，不計其數。他們這種舍身取義的犧牲精神，得到了重慶各界的普遍贊譽和感謝。1940年6月至7月，全國慰勞總會曾兩次攜帶禮品、現金等對救護人員進行慰問，並分別贈送防空司令部“指揮若定”、警備司令部“保國衛民”、憲兵第3團和第12團“鞏固后方”、空襲服務總隊“智仁勇”、社會局交通工人服務大隊“忠勇服務”、醫護委員會及紅十字會救護隊“固我國本”鏡框各一面。同時，該會還代表全國人民，致書全體防護隊員，高度贊揚他們“每次在敵機轟炸的前后，諸位同志都冒著生命的危險，發揮著大無畏的精神，為國家為同胞而服務”的崇高精神，稱贊他們在救護工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功績，“正與前方將士殺敵的功績，同樣偉大，也同樣的佔著中華民族抗戰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並對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不怕犧牲，英勇奮斗的精神，致最誠摯的敬意和慰問。”
重慶市各界民眾也於1941年2月12日在國泰大戲院舉行重慶市民眾慰勞空襲各團隊大會，對全體防護隊員“協助政府，英勇服務，福利民眾”的精神，“推崇備至”。
修筑飛機場等軍事工程
國民政府遷渝后，為從空中加強對重慶的防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委員會決定在重慶附近的大中壩、舊市壩、白市驛同時修建軍用飛機場，並決定由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即現在重慶市轄區）所屬各縣區負責修筑。
第三行政督察區公署奉令后，於1939年12月6日成立“航空委員會修筑白市驛機場工程處”。為提高效率，節省人力物力，又在專署內成立“第三行政督察區修筑各機場辦事處”。
第三行政督察區規定，按所轄各縣區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后增加到千分之三）征調年滿18歲至45歲的壯年男丁（現任公務員、學校教職員、在校學生、出征軍人家屬及有殘廢者除外），在100天內將各機場修筑完工。各機場應征民工及所承擔的縣區是：修筑白市驛機場，需民工8000人，由巴縣、江北、鄰水、永川、璧山、長壽、涪陵、瀘縣及三峽實驗區擔任﹔修筑大中壩機場約需5000人，由江津、綦江、合江、南川等縣擔任﹔修筑舊市壩機場約需5000人，由銅梁、大足、榮昌、合川、安岳、遂寧、武勝、潼南等縣擔任。同時規定修筑機場的普通工具如鋤頭、扁擔、箢篼、繩索及衣被等，均由民工自備。為達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目的，補助各被征民工家眷的生活，在各縣區民工修筑飛機場期間，由轄區內富紳攤派優待谷或慰勞金。
12月20日，修筑白市驛飛機場的工程正式開工，各縣民工在總隊長、區隊長、中隊長的率領下，不顧嚴冬的寒冷，用最原始的工具，挖的挖、抬的抬、運的運，從事著這一項艱巨工程。他們以縣、區為單位，分別劃定工區，有條不紊地努力工作。盡管每人每天隻有力資3角5分（因雨停工時減為2角5分，自1940年5月6日起，每人每天無論開工、停工均增為4角——作者注），伙食每餐僅一種菜並時常吃稀粥，但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出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燒殺掠奪、狂轟濫炸的憤恨，他們克服一切困難，每天早上4點鐘起床，4點半早餐，隨后即開始出工。中午12點午餐，晚上7點鐘晚餐，每天工作達10多個小時。
1940年3月12日，第三區公署又因江北、巴縣要征調民工1萬名修筑漢渝公路，不能繼續擔任機場工作，遂電令原征工各縣均照原配額加征1倍，計永川2400人、榮昌2000人、銅梁2400人、大足2400人、璧山2000人，三峽實驗區400人，並要求各縣，按民工佔85%，石工佔15%的比例征調。此外，為加快工程進度，又征調長壽、涪陵、瀘縣等縣民工數千人，協助白市驛機場的修筑。各縣奉令后，再次令所屬各區署、鎮保，按量征調，並於3月25日配齊赴工地服務。
在修筑飛機場的工作中，廣大民工及其領隊除努力工作，互相展開勞動競賽外，還學習修筑邛崍機場的夾江縣民工總隊長何本初的經驗，“利用工作時間，提倡各級隊長擔土運動”。總隊長、總隊副每人每天擔土4挑，區隊長每人8挑，中隊長每人12挑，小隊長每人24挑。以此加速工程進度，激勵民工精神。在此精神的鼓舞下，各民工晝夜不停、加班加點地工作。未被征調的各家庭特別是各富紳，也本著抗戰期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最高原則，為慰勞被征民工，扶助其家眷生活，紛紛捐獻、募集優待米或慰勞金，時人稱之為“踴躍輸將，共襄之舉”。位於北碚的天府礦業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總經理孫越崎的支持下，積極支持此項活動，當三峽區第一批征工200名時，該公司即捐助慰勞金800元。5月以后，三峽區奉令在原有基礎上加征三分之二（后又奉令加征1倍）。為此，區長盧子英致函孫越崎，要求天府礦業公司再捐慰勞金1600元，該公司也很快繳清。其他如各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也大都積極踴躍地或捐款，或幫助被征家屬解決各項困難。
經過萬余名民工長達8個多月的艱苦努力，修筑白市驛機場的工程到1940年8月底基本結束。這期間，全體民工“既經嚴寒酷熱之苦，復受敵機屢炸之險”，但他們“亦知國防工程之重要，常群策群力，不懼寒暑，不畏艱巨，始終冒險受苦而不怨，卒使工程最先完成”。
1940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加強對重慶的直接防衛，令軍令部研制了《重慶防守計劃大綱》。1941年1月1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頒發該大綱，並責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負責構筑守備重慶的復廓及核心陣地，並於外圍各要點構筑據點工事，以期阻止敵人之進攻。”重慶衛戍總司令部奉令后，即調派所部45補訓處第166師、196師各部及該部坑道第1、2、3隊近萬人分別擔任修筑各地軍事工程的任務，並征調大批民工、石工，作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以補部隊力量的不足。由於此時空襲相對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充裕，加之軍事工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各個軍事據點、掩體、碉堡的修筑速度相當迅速，到1943年11月，已先后完成第1、2、3期軍事工程。
戰時重慶軍事工程的修筑，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標就是保証戰時首都的安全，保証政府首腦機關、軍事指揮中心及其他各級職能部門得以順利地行使其職權。因此，修筑重慶的各項軍事工程，對抗戰毫無疑問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積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這是重慶人民的責任，也是重慶人民的光榮。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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