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從江浙滬走出來的國共兩黨領導人》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記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后，在關系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此次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現對文章摘編如下：
1927年6月17日，武漢政府正式向鮑羅廷提交了解聘書，鮑羅廷知道國共合作大勢已去，但直到7月上旬共產國際決定破裂與武漢政府關系，鮑羅廷才開始安排撤退。
7月13日，瞿秋白陪同鮑羅廷離開武漢，前往江西廬山聯絡張發奎。當時，共產黨軍事力量僅有葉挺的一個師和周士第的獨立團，他們都屬於張發奎的第四軍。而鮑羅廷與張發奎私交甚好，他將扭轉敗局的希望寄托在張發奎身上。
就在鮑羅廷與瞿秋白在廬山密商國共分裂后撤退方案之時，7月15日，武漢汪精衛政府開始了分共、限共。在此情況下，改組中央已經迫在眉睫。返回武漢后，瞿秋白立刻找到張國燾，向他說明鮑羅廷對改組中共中央的的提議：
“鮑羅廷希望我們能夠繼續領導中央，由你主持實際工作，我主持理論研究。”
張國燾聽后雙眉緊皺，一言不發。瞿秋白知道張國燾對這個兩人平起平坐的提議並不滿意，隻能裝作不在意，繼續說：
“這幾天在廬山，鮑羅廷和我進行了冷靜的探討，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的，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對共產國際的領導失去信任。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后能夠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隻有挺身出來承擔起這個責任。”
“要誰承擔，某個人還是集體？”張國燾對這個問題十分敏感，因為他與蔡和森都不止一次地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發生沖突，懷疑甚至反對過共產國際的決定，因此擔心鮑羅廷會把自己推出來當替罪羊。但瞿秋白說：“如果這一失敗責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極態度，……我們大家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張國燾默認了瞿秋白的提議。
7月23日，新一任共產國際代表29歲的羅明納茲抵達武漢，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開始改組中央。盡管瞿秋白對共產國際的信任也曾動搖，但與其他人相比，他對共產國際的擁護與對其指示的執行是不折不扣的。加上與其他人相比，他對蘇聯更為了解，又有鮑羅廷的推薦，羅明納茲首先對瞿秋白產生了好感。
事實上，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改組考慮最多的，並不是誰更能勝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一職務，而是誰更能聽命於共產國際，以確保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中共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因此，有爭議的張國燾便被排除在羅明納茲內定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人選之外，被借故派遣去南昌試圖阻止南昌暴動。
8月7日，在漢口三教街41號，瞿秋白站在房間一頭，他推了下鼻梁上的散光眼鏡，環視著到場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以及共產國際代表共21人，宣布了八七會議的召開。這次會議由他和李維漢共同主持。
由於瞿秋白早先已經對陳獨秀進行了系統批判，加上此時共產國際決心鏟除中央領導層的所謂“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這次會議進行得十分順利。羅明納茲作為會議的核心人物，在糾正陳獨秀“錯誤路線”上表現得毫不手軟，他將自己和共產國際“左”的錯誤帶入中共，同時開辟了中共對犯錯誤同志進行過火的宗派主義斗爭的先例。
會議選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當選政治局委員，並於8月9日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此次會議選舉產生了三名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由瞿秋白負總責，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主席。
瞿秋白得以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除得益於共產國際及羅明納茲的信任與支持外，同時得益於他對陳獨秀錯誤的批判鮮明、犀利，具備較高理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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