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親歷“汪辜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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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兩岸關系還沒有打開之前的1978年，我就開始與來自島內的台灣同胞直接接觸。那時我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任領事部主任，領事部的職責之一就是辦理各方面人士到大陸的簽証，這其中就有台灣同胞。盡管當時台灣當局限制民眾到大陸探親，但是那些思鄉心切的台灣同胞還是甘願冒著風險，繞道這裡偷偷地辦理到大陸旅行的簽証。1978到1982年我在東京工作期間，經領事部手就辦理了幾百個台灣同胞到大陸探親的旅行証件。

無巧不成書。1988年，我任外交部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正式負責對台工作。1989年，我又調到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任副主任。這期間，我參與和經歷了兩岸關系史上的一些大事，如1993年具有歷史意義的“汪辜會談”和1998年的“汪辜會晤”等。

李光耀促成“汪辜會談”

為什麼“汪辜會談”選在新加坡？

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資政玉成了“汪辜會談”。

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李光耀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話轉告給李登輝？楊主席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之后，據我駐新加坡大使館轉達李光耀的通報稱，他專程到台灣，將楊主席的話帶給了李登輝。一段時間之后，李光耀又告訴中國大使館，李登輝同意兩岸對話，由兩會會長辜振甫和汪道涵談經濟，地點就在新加坡。我們同意了。

“汪辜會談”是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行。作為“汪辜會談”預備性磋商的主談人，我4月23日就飛赴新加坡，與台灣海基會邱進益副董事長磋商會談的有關事宜。

但是，兩岸開創新的交流局面的道路是極其艱難的。這從當時雙方對一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出來。

因為舉辦“汪辜會談”是我們主動邀請辜先生的，出於禮貌，海協方面建議汪先生在辜先生抵達新加坡時，到機場接機。但是當時李登輝主張到新加坡談有一個目的，即，要在國際上體現兩岸對等，所以海基會非常強調這一點。海基會方面認為，雙方都各自來到新加坡，不必由誰接誰。因此對我們的建議，海基會沒有同意。

李光耀資政也想舉辦一個招待會歡迎兩會會長。在北京，新加坡駐華使館特意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沒有異議。但是，我當時就感到台灣方面不一定接受。例如，兩會的領導人誰先到誰后到，誰坐在李光耀先生的右邊或者左邊，恐怕台灣方面都會計較，很難弄得非常妥當。不出所料，台灣方面果真沒有同意。這樣，細致周到的李光耀先生改成分別會見兩會領導人。

汪辜第一次見面

1993年4月27日早上，汪先生和辜先生第一次見面，新加坡方面安排在海皇大廈26層的一個房間。令人意味深長的是，兩位領導人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談，其話題竟是從中國的國粹——京戲談起。

76歲的辜振甫先生從小就會唱京戲，對京劇研究甚篤，他曾對我說他鍛煉身體的秘訣就是一個禮拜唱兩次京戲，因為唱京戲可以增加肺活量。笑容可掬的汪道涵先生雖然不會唱京戲，但他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深厚。兩位老先生顯得十分相熟，相談十幾分鐘后，新加坡方面請雙方下樓到四層會場。為了體現兩岸的“平等”，新加坡特別安排雙方分別乘坐兩部電梯。

那天會場上的熱烈場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腦海中。

因為兩老已經在上面握過手，因此進入談判會場，他們在談判桌前落座，准備開始會談。但記者們希望他們先握手照相。我馬上向汪先生轉達了記者的意思。汪先生高興地站起來將手伸向對面的辜先生。當兩位先生隔著長方形會議桌相視而笑，相互伸出手——終於實現了兩岸高層人士40多年來的首次握手。那種經過戰亂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的場面，讓我有一種“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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