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紅色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研究初探【2】

二、革命理論的早期中國化：《〈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和內容

《〈新青年〉季刊》從1923年6月15日到1924年12月20日，共發行四期，即第一號到第四號。第二號和第三號的發行時間分別為1923年12月20日和1924年8月1日。創刊號為“共產國際號”。瞿秋白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他在第一段的尾部就指出了《〈新青年〉季刊》創刊的主旨，“所以《新青年》的職志，要與中國社會思想以正確的指導，要與中國勞動平民以知識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羅針”。瞿秋白在該文中用5個“當”字開頭的論點在五個段落中分別指出和闡釋了《〈新青年〉季刊》的具體要求：“當為社會科學的雜志”﹔“當研究中國現實的政治經濟狀況”﹔“當表現社會思想之淵源，興起革命情緒的觀感”﹔“當開廣中國社會之世界觀，綜合分析世界的社會現象”﹔“當為改造社會的真理而與社會思想的流派辯論”。

關於《〈新青年〉季刊》創辦人和主編瞿秋白的思想的研究性論文，對於深入研究《〈新青年〉季刊》有著重要作用。瞿秋白於1916年在北京大學旁聽，后考進免費的俄文專修館。五四運動時，參與學生運動，1920年參加李大釗等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1年到蘇俄採訪，1922年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同年於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上擔任陳獨秀的翻譯，回國后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所以，通過對比《〈新青年〉季刊》和瞿秋白的經歷與思想，就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思想主旨有很深的瞿秋白的印記。

《新青年》在月刊階段設定了一些比較固定的欄目，比如“小說”、“國外大事記”、“國內大事記”、“世界說苑”、“通信”等。但是《〈新青年〉季刊》並沒有設定固定的欄目。唯一的特例是在第一期最后設立了“評壇”欄目，發表了《評羅素之社會主義觀》。然而，后面三期中就沒有再看到這個欄目。針對這個問題，筆者還沒有找到相關資料以針對這個問題作出解釋。筆者初步分析認為，不設定固定的欄目，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新青年〉季刊》中的文章的主題相對比較集中和單一。在《〈新青年〉季刊》上共刊發文章53篇，其中譯文24篇。張靜如在《關於〈新青年〉季刊》一文中對這24篇譯文按照主題作了一個大致的分類，總結得出：“列寧著作6篇，斯大林、托洛茨基著作各1篇，共產國際決議和會議紀要4篇，赤色職工國際決議1篇。這13篇除列寧的《俄羅斯革命之五年》外，內容都是直接或間接與中國革命有關的。”從這裡可以看出，幾乎佔到一半內容的翻譯作品都是對蘇俄文獻的翻譯。很明顯，《〈新青年〉季刊》的主旨就是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理論論証和宣傳，它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正如錢玄同對即將停刊的《新青年》月刊的評價一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蘇俄的漢譯本。

其二，《〈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和譯作者的身份性質較為統一。通過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新青年〉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包括瞿秋白、陳獨秀、周佛海等人，譯作者包括趙世炎、蔣光赤、鄭超麟等人。他們幾乎都是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

其三，《〈新青年〉季刊》每一期的內容似乎都有自己的主題。從創刊號“共產國際號”開始就預示了這種特點。在該號上發表的文章和譯文較為統一的傾向於介紹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綱領文件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第二號和第三號則傾向於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成果。第四號更傾向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說，《〈新青年〉季刊》更像主題論文集，而非設定統一的欄目的刊物。

通過上述三點分析，可以得出初步結論，《〈新青年〉季刊》似乎並沒有設定固定欄目的必要。雖然沒有固定欄目的人為劃分，但其文章按內容和性質也可以劃歸到不同的類型。《〈新青年〉季刊》的內容可以初步歸為以下四類。

第一類是翻譯作品。翻譯作品佔到了40%的比例，上面已經簡要介紹了其內容構成，這裡就每期略舉幾例。在創刊號中，一鴻翻譯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大會通過的《東方問題之題要》和陳獨秀翻譯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職工運動問題之題要》，就是譯自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等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決議和會議紀要的典型例子。用陳獨秀的話來說，他們翻譯此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以見共產派對於職工運動中之‘東方問題’的方針及其念”。在第四號中，關於列寧著作的翻譯非常集中，而且這些著作大都與中國革命相關。比如蔣光赤翻譯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任弼時翻譯的《中國戰爭》、李仲武翻譯的《革命后的中國》、《亞洲的覺醒》、《落后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等。對於《〈新青年〉季刊》如此集中翻譯蘇聯領導人的著作和共產國際的決議的具體原因，張靜如認為，“一方面是因為中共二大通過了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中共處於幼年期，需要列寧等領導人和共產國際在理論上和戰略、策略上的幫助”。

第二類是專題介紹。典型例子有：創刊號中刊發的瞿秋白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史》，第二號中刊發的史黎雯的《法國工人運動史概略》。但是，這些文章不是簡單的史實介紹，而是摒棄了對瑣碎歷史的平鋪直敘，進而採用史論結合、重點在論的思路。

第三類是理論探討。例如，在第二號中刊發的陳獨秀的《〈科學與人生觀〉序》、瞿秋白的《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等。這些文章中，早期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進行了探討，尤其是批評了唯心主義的觀點，宣揚了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類文章其實還應該包含翻譯作品中的許多理論著作，比如鄭超麟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筆者注：在《〈新青年〉季刊》原文中使用的是“蒲列哈諾夫”的譯法）的《辯証法與邏輯》、石夫翻譯的阿多那斯基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底幾個規律》等。張靜如對這兩篇譯文還作了特別說明，他認為：“此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是著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學習，而對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知之甚少。在與敵對思潮的辯論中，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學習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重要性。”

第四類是實際問題分析。利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觀點，結合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來分析中國革命。例如，在第四號中刊發的彭述之的《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陳獨秀的《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