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楊開智還曾給已經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寫信，想請向三立替他向毛澤東說情。向三立接信后，便給毛岸英寫了一封信，轉述了表哥的想法。但受父親毛澤東思想耳濡目染的毛岸英，也對此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10月24日，毛岸英在給表舅向三立的一封長信中寫道：
來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長沙有廳長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慚愧。新的時代，這種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極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過我父親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國之所以不同於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於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於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是由於此。皇親國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靠自己的勞動和才能吃飯的時代已經來臨了。在這一點上，中國人民已經獲得根本的勝利。而對於這一層，舅父恐怕還沒有覺悟。望他能慢慢覺悟，否則很難在新的中國工作下去。翻身是廣大群眾的翻身，而不是幾個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問題要整個解決，而不可個別解決。大眾的利益應該首先顧及，放在第一位。個人主義是不成的。我准備寫信將這些情形坦白告訴舅父他們。
反動派常罵共產黨沒有人情，不講人情，如果他們所指的是這種幫助親戚朋友，同鄉同事做官發財的人情的話，那麼我們共產黨正是沒有這種“人情”，不講這種“人情”。共產黨有的是另一種“人情”，那便是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對勞苦大眾的無限熱愛，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親戚在內。當然，對於自己的近親，對於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層特別感情的，一種與血統、家族有關的人的深厚感情的。這種特別感情，共產黨不僅不否認，而且加以鞏固並努力於倡導它走向正確的與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於人民途徑。但如果這種特別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圍並與人民利益相抵觸時，共產黨是堅決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義滅親”，亦在所不惜。
……
毛岸英的信，也許使我們明顯地感到帶有那個時代的印記，但這封信，又使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他內心深處對理想信念的真誠。同時，也折射了毛澤東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准則的權力觀。
在毛澤東父子的幫助和影響下，楊開智打消了去京城謀取工作的念頭，放棄了在省城謀取“廳長方面位置”的想法。組織根據他畢業於農業大學的專業特長，安排他在省政府從事農業方面的工作。1950年，毛澤東還讓毛岸英回湘給外祖母祝壽，並捎去一信，熱情鼓勵楊開智夫婦。全信如下：
子珍、崇德同志：來信收到。你們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積極努力，表現成績。小兒岸英回湘為老太太上壽，並為他母親掃墓，同時看望你們，請你們給他以指教為荷。此問近佳！
毛澤東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
從家書中我們看到，毛澤東不以手中的權力為親屬安排工作，謀取職位。但當人民的利益需要的時候，他卻毫不吝惜手中的權力。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毅然決然地支持兒子走向戰場，不久毛岸英在戰場上獻出年輕的生命。
毛澤東對親屬嚴格要求，不許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力謀取個人私利，享有任何特殊，但他並不是一個絕情的人。在他內心深處，是深深惦念著他們的。1954年4月29日，毛澤東在給他外婆家的鄉黨支部和政府的信中，就表達了這種真摯的感情。他在信中寫道：“我的親戚唐家圫文家，過去幾年常有人來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驕傲起來，不大服政府管，這是不對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鄉裡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請你們不要因為文家是我的親戚，覺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態度是：第一，因為他們是勞動人民，又是我的親戚，我是愛他們的。第二，因為我愛他們，我就希望他們進步，勤耕守法，參加互助合作組織，完全和眾人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為，應受批評，不應因為他們是我的親戚就不批評他們的缺點錯誤。”正是在毛澤東的嚴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許多親屬都安心在家鄉工作或務農，過著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
在毛澤東一生與親友的大量書信中，反映了他正確處理親情與權力的關系。對於親友來信的求助，他常常盡其所能，用自己的工資、稿費接濟他們﹔對於求利者，他總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不以權謀私，不假公濟私。毛澤東給親屬的信昭示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必須以合乎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准。樹立正確的權力觀，才能使執政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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