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俊英
1959年初，京西賓館開始籌建。1961年初進入內部裝修階段時，正遇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施工被迫下馬。1964年，為解決來自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00多位應邀參加國慶觀禮的境外友人的食宿接待問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京西賓館內部裝修得以完成。此后，京西賓館成為北京的一個政治地標，一個“見証奇跡”的歷史之地，它具有同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國賓館、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義。作為接待黨政軍重要會議和活動為主的場所，京西賓館有著“最安全的賓館”和“會場之冠”的美稱。本文扼要披露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發生在京西賓館及與之有關的幾個重大歷史事件，以饗讀者。
一、 老帥“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京西賓館建成后的正常工作僅僅維系了三年，1966年“文革”爆發后，這裡便成為了備受外界關注的焦點。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發生在1967年1月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1967年1月19日下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召開。針對江青等人要求軍隊支持地方群眾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言論，葉劍英堅決反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負有保衛祖國的重大責任，軍隊穩不住，一旦敵人入侵，就無法應付。
爭來爭去，雙方僵持不下，江青眼看佔不了上風，就節外生枝地打出了攻擊蕭華的這張牌。這時，葉群也隨聲附和，從口袋裡拿出事先准備好的稿子，說蕭華反對林副主席，破壞文化大革命，必須公開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查等等。葉群此舉引發了軒然大波。葉劍英看勢頭不對，趕快離席，隨后同聶榮臻退出了會場。
葉劍英立即將情況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說：“趕快制止。總政治部主任是能亂批的嗎？”
其實，葉群等人的發言事先是有預謀的。這天半夜，軍隊一些“造反派”知道了當天下午會議的內容，連夜向蕭華發起“突然襲擊”，蕭華聽到風聲，從后門跑到傅鐘家，乘車到西山葉劍英住所藏了起來。
1月20日上午，會議在京西賓館繼續。見蕭華沒來，江青故意大聲問道，“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裡去了?”不一會，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去哪了。蕭華躲躲閃閃的。徐向前生氣地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蕭華如實講了昨晚發生的事情，徐向前氣得拍桌子時，因用力太大，震得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這時，沉默的葉劍英大聲說道，“他昨天半夜裡跑到我那裡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老帥們正氣沖天，江青一伙邪不敵正。“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是這樣傳開的。
二、“文革”中老干部的“庇護所”
1967年元旦剛過，北京、沈陽、昆明、福州、廣州、南京等軍區許多負責同志遭到揪斗。告急的電報、電話紛至沓來。有些無路可走的，直接找到葉劍英住地求救。
葉劍英與周恩來竭盡全力，採取緊急措施搶救和保護了這些將領。於是京西賓館就成為了這些老干部的“庇護所”。
不過好景不長，京西賓館又成為了攻擊的重點，僅1967年1月就發生了10余起沖擊事件。鑒於此，1967年1月26日，中央軍委做出決定：“京西賓館同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台一樣屬於保護單位……軍隊和地方組織不許沖擊。”然而1月28日，有人不顧中央軍委的這一決定，包圍了賓館，致使在賓館開會的周恩來、葉劍英、聶榮臻等人無法離開賓館。
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來抓他，形勢緊迫而危險。許世友見此情形，把住在京西賓館的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等人組織起來，將開水壺集中在七樓做成“水雷彈”。他下令讓工作人員關閉電梯，隻要是造反派沖上樓，就准備往下倒開水。許世友說，“我革命了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怕這樣會引起大禍，立即讓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和徐向前一同去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這才撤出了京西賓館。
這事過后，周恩來對京西賓館的保衛工作更加上心了。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賓館從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此外，賓館接待室還安裝了一部直通總理辦公室的電話。
1967年，中央將部分省市自治區一些靠邊站的部隊領導同志集中到京西賓館保護了起來。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住在6樓，時常有造反派沖進京西賓館揪斗他。最危險的一次是8月21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仗著人多，一部分人沖破警戒線，直奔宋任窮的房間，把他拖到陽台上，准備用繩子將他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好在傅崇碧負責指揮的警衛部隊及時趕到，才把宋任窮從造反派手中奪了回來。
周恩來得知后做出了大門口“應該有一個排”，賓館立即修建圍牆的指示。京西賓館的圍牆就是那時突擊建成的。此后北京衛戍區常駐京西賓館有兩個連，直到“文革”后才逐漸又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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