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順富
金九（1876-1949），韓國人。早年參加東學黨，從事反日斗爭。1919年“三一”運動后流亡上海，擔任韓國臨時政府總理、主席等職。1928年組織韓國獨立黨。他先后策動韓國義士李奉昌刺殺日本天皇的“櫻田門事件”，尹奉吉刺殺侵華日軍司令白川義則、日軍第9師團長植田謙吉、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等高級將領，以及日本駐中國公使重光葵和駐上海總領事村井的上海虹口公園爆炸案。上海“八一三”事變后，他率臨時政府遷駐長沙，從事反日復國運動。
臨時政府西遷長沙
1876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朝鮮江華島，通過《朝日友好條約》（即江華條約），攫取了在朝鮮自由經商、興辦實業和治外法權等侵略朝鮮的特權。后來，日本利用其在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和日俄戰爭（1904-1905）中的勝利，先后將中國清朝政府和沙俄的勢力排擠出朝鮮。1910年8月22日，日本駐朝鮮的第三任“統監”寺內正毅，勾結當時擔任李朝政府總理大臣的賣國賊李完用，秘密締結了《日韓合並條約》，正式吞並朝鮮。朝鮮人民不甘心處於被異族奴役的地位，展開了艱苦卓越的反抗斗爭。從19世紀末興起的反日義兵運動，到1919年的“三一”獨立運動，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
在日本的高壓政策下，一些流亡海外的朝鮮愛國人士，繼續堅持著反日復國斗爭。1919年3月21日，流亡俄國海參崴的韓人，首先召開“大韓國民議會”，建立了一個俄領的韓人自治政府，推舉孫秉熙為大統領，朴泳孝為副統領，李承晚為國務總理，在中國東北和俄國西伯利亞一帶開展抗日斗爭。同時，在漢城也秘密召開了來自十三道的全韓代表會議，組成了一個臨時政府，推李承晚為執政官總裁，李東輝為國務總理。這兩個組織成立后，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殘，無法開展大規模的反日斗爭。朝鮮民族主義者最終選擇中國上海作為韓國臨時政府所在地。各地獨立領袖紛紛從美國、日本、朝鮮國內及西伯利亞等處向上海匯集。1919年4月10日，在李光洙、孫貞道兩人的提議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召開了大韓民國第一屆臨時議政院會議，參會者共29人，正式議定國號為“大韓民國”，並定1919年為大韓民國元年。
1896年，21歲的金九開始投身反日斗爭。他曾經因暗殺土田大尉，被判死刑，后成功越獄，化裝為僧，藏匿於偏遠寺廟達一年之久。后又因多起暗殺日人事件被株連，數度被捕入獄，但因未露真名，數度得釋。他流亡中國上海后，繼續參加抗日復國斗爭，並參加了第一屆臨時政府的籌組工作。1929年，金九成為韓國獨立黨的常務理事，因策動韓國愛國志士謀刺日本天皇和日本高級將領而名聲大噪，成為韓國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國報紙也多冠之以朝鮮革命領袖，金九在臨時政府的地位已不容小覷。
1932年前后，在華活動的韓國獨立運動團體相當復雜，其中尤以金九派的愛國團，趙素昂派的韓國獨立黨及金若山派的朝鮮義烈團較具勢力。這年5月，大韓臨時政府決定遷出上海。臨時政府先遷杭州，1935年10月下旬，在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臨時議政院的16名議員舉行了一次非常會議，重新改組了政府。改組后的新政府雖然名義上由李東寧擔任國務會議主席，但臨時政府的所有重大決策，莫不唯金九馬首是瞻，金九正式掌控臨時政府的大權。10月，金九將臨時政府遷到鎮江。1936年2月，再由鎮江遷到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中心——南京，加深了臨時政府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在金九的領導下，臨時政府一方面做出大量的組織工作，加強對各地朝僑和愛國團體的領導，另一方面，通過陳果夫，接通了與蔣介石的關系，取得了國民黨大量的金錢資助，創辦了許多干部培訓學校，加速培養政治、軍事等各方面人才。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為了侵佔全中國，進而把整個東亞納入其所謂的“東亞共榮圈”，發動了“七七”盧溝橋事變。8月13日，日軍公然進攻上海。9月，在金九的推動下，臨時政府以韓國國民黨為基礎，聯合韓國獨立黨、朝鮮革命黨和在檀香山與美洲的大韓人同志會、韓人愛國團、團合會、北美大韓人國民會、檀香山大韓人國民會、大韓婦人救濟會9個團體，在南京組成“韓國光復運動團體聯合會”，擴大和鞏固臨時政府的支持力量，與中國政府共同抗日。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日軍出動飛機空襲南京，金九在南京淮清橋的住所在轟炸中被毀，金九幸免一死。11月20日，國民黨政府發表宣言，宣布遷都重慶，各機關紛紛西移。金九決定韓國臨時政府也隨國民政府西遷。
於是，金九率領散居在南京、杭州等地的臨時政府的成員及各黨派干部100多人，分乘3艘木船，沿長江至漢口。在漢口稍事停留后，於1938年3月經由洞庭湖遷到湖南省城長沙。
長沙遇刺成懸案
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漢口創刊。在周恩來支持下，郭沫若派文化人走訪韓國國民黨領袖金九。走訪金九的文化人是一位共產黨員。嚴恆燮充當採訪時的翻譯。
《新華日報》於1938年2月5日全文刊載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文化人與金九的談話紀要，題目是《朝鮮國民黨領袖金九的談話》，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關於朝鮮境內的群眾情形﹔二是對中國民族抗戰的現狀及前途的觀察。金九詳細介紹了朝鮮民眾的抗日情況，並指出，朝鮮在“共同抗日”這個神聖原則下，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主義者，都已緊緊攜起手來，為共同的目標而浴血斗爭。他對中國的抗戰前途充滿信心，指出：從戰爭開始以來，已歷半年，日本侵略者的凶暴殘酷，已激起了全國廣大民眾的反抗激情。日本越凶殘，中國的抗戰越堅決有力，而且也越有勝利的把握。願中國民族解放的戰士，與我們聯合起來，共同粉碎日本帝國主義者！
金九談話的發表，進一步擴大了他在韓國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影響力。
在長沙，金九一行受到了中國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照顧。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與金九是老朋友，在張治中的多方關照下，金九迅速將臨時政府安置了下來。早在遷往長沙途中，韓國國民黨、韓國獨立黨和朝鮮革命黨就在醞釀三黨合並的方案，抵達長沙后，三黨合並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1938年5月7日，三黨領袖在長沙的楠木廳舉行會議，商討三黨合並的具體問題，不料朝鮮革命黨黨員李雲漢突然闖入會場，向與會者開槍射擊：第一槍擊中金九，第二槍擊中玄益哲，第三槍擊中柳東悅，3人均受重傷。金九被送到醫院后，一直昏迷不醒，醫生也束手無策，隻能下達死亡通知。幾天后，金九卻奇跡般地活了過來。醫生做檢查時，金九才發現自己胸前的傷，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醫生隻答：“先生喝醉后，不小心傷的。”金九對此半信半疑。后來經嚴恆燮說明，金九才知道那天發生的事情。
楠木廳事件到底受何人指使，至今仍是一樁歷史懸案。李雲漢為何刺殺玄益哲、金九等人？有3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李雲漢受韓國獨立黨朴昌世、姜昌濟等人影響，他們二人攻擊金九對三黨黨員區別對待，並在臨時政府中實行獨裁。金九在《白凡遺志》中寫道：“后來聽說省政府下了緊急命令，逮捕了李雲漢，接著姜昌濟、朴昌世、宋郁東、韓成道等也被拘捕。最大的疑點在姜昌濟、朴昌世兩人身上。他倆從前在上海受李裕弼的指揮，參加了丙寅義勇隊。這是一個特務組織，是革命的敗類。他們既搶奪同胞的錢財，又槍殺日本偵探，也有成了日本走狗的……朴昌世的長子朴濟道是日本領事館的偵探。李雲漢一定是中了姜、朴兩人的離間計，一時感情沖動，成了楠木廳事件的主犯。”
第二種說法：日本內務省警保局1938年對於在華韓僑“不逞”活動之報告中，則稱李雲漢行刺動機，出於對金九等在經濟上極端偏私之不滿。“日本特務機關的調查情況是：金九對從朝鮮民族革命黨退出的李青天、姜昌濟、朴昌世等人厚薄不分，同樣看待。例如，從當時金九對中國政府援助的資金分配來看，金九對民族革命黨黨員及家眷每人每月發給10元，兒童5元，但李青天一類的黨員每月每人7元，兒童隻有其一半。今年4月以來還有‘金九要暗殺李雲漢’的傳言，朝鮮革命黨干部姜昌濟、朴昌世公開攻擊金九，雙方矛盾激化。李青天、玄益哲、楊東悅為了與金九改善關系，竟把上述3人開除出黨——言外之意楠木廳事件仍然是內訌所致”。
第三種說法是據金九的兒子金信在1970年10月29日對台灣學者胡春惠稱：“李雲漢之行刺動機，乃是受日本方面金錢所收買，因為以后李某曾自由自在地生活於日本佔領之上海，足証其為日本收買之下流韓人。”這種說法較為可能。
金九等人遇刺后，長沙警備司令部立即出動大批軍警捉拿凶手，在距離長沙數10裡外的小車站抓住了凶手李雲漢，嫌疑共犯姜昌濟、朴昌世、宋郁東、韓成道等人也被拘捕。后來因為戰事波及長沙，情勢危急，李雲漢除了承認最簡單的殺人罪外，沒有再審問出更多有價值的線索。嫌犯也因為証據不足而被釋放，李雲漢被判坐牢，后越獄逃到貴州，淪為乞丐，最后逃往上海，蔭庇於日本人的保護之下。
為了讓金九的身體盡快康復，同時考慮到他的人身安全，湖南省政府將金九轉移到岳麓山麓山寺北側的僻靜居所療養。4個多月后，武漢保衛戰終於以日寇佔領武漢告終，長沙不斷遭到敵機空襲。金九與韓國三黨領導人研究后，決定遷往廣東。大量的難民顛沛流離，金九一行100余人，加上堆積如山的行李，出行極為困難。
最后，幸得張治中支持，專門撥出一節火車車廂，供韓國三黨100余人免費乘坐，還親筆給廣東省主席吳鐵城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們幫助解決問題。
7月17日，金九一行乘火車離開長沙南行，7月20日，安全到達廣州，從而結束了在長沙的避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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