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煦
90年前，為了配合北伐戰爭，中共重慶地委及其領導人楊闇公、朱德、劉伯承、吳玉章等組織和領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著名的瀘順起義。瀘順起義有力地支援了北伐，震驚了四川軍閥，開創了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及四川地區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先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配合北伐，策動國民革命
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統治，1926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廣州國民政府決定興師北伐，全國大革命進入高潮。在北伐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已開始意識到掌握軍事力量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在7月中旬召開的第三次擴大執委會議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准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斗爭的工作，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步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積累武裝斗爭經驗。中央要求各地方黨組織要注意做好武裝斗爭工作，以響應北伐戰爭。
四川地區位於長江上游，是軍閥勢力盤據的重要區域，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其境內有劉湘、楊森、劉文輝、鄧錫侯、賴心輝、劉成勛、田頌堯、何光烈和劉存厚9位擁兵自重的軍閥將領，兵力達35個師、29個混成旅、19個獨立旅，約50萬之眾。因此，四川軍閥的政治態度，對北伐戰爭能否在長江流域取得勝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鑒於重慶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通過國民黨中央委派朱德去楊森部任黨代表，並選派數十名政工人員隨去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改造楊森的部隊。此外，中共北方區委亦派陳毅回川，由重慶地委安排從事軍運工作。1926年8月21日，國民黨中央又根據吳玉章提議，批准成立“四川特務委員會”，並委李筱亭、吳玉章、劉伯承為委員，專負川中軍事工作之責。
中共重慶地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北伐戰爭的進程，迅速將工作重點轉移到軍事運動方面。為了調查軍界的歷史和現狀，掌握各派軍閥的新動態，吳玉章、劉伯承、童庸生等利用多種關系，一面在上層活動，一面在下級軍官和士兵中開展工作，先后到順慶、合川、瀘州、萬縣等地進行調查。劉伯承在重慶浮圖關的住處，成了進步軍人經常聚會的場所。吳玉章、劉伯承直接與駐渝的思想左傾的師長向時俊、郭勛祺等頻繁接觸，並陸續派黨員鄧作楷、曾淨吾等去瀘州袁品文部和駐渝黔軍袁祖銘部等處工作。6月后，中共重慶地委又派吳玉章、童庸生、何紹先、潘崇階等分別去順慶何光烈部、瀘州袁品文部、合川黃慕顏部和黔軍王天培部工作，策動他們參加國民革命。
重慶地委在詳細調查四川各派軍閥實力和政治動向的基礎上，於7月3日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各派軍閥動態》《四川軍隊調查表》兩份報告，中共重慶地委已掌握了何光烈、鄧錫侯、黃慕顏、楊森、郭汝棟、向時俊、劉湘、潘文華、劉文輝的四川地方武裝部隊近3萬人的力量，其中部分軍人已接受共產黨的主張，部分加入國民黨左派。這些重要情況，為中共中央確定四川軍事運動方針提供了依據。
7月23日，中共中央給重慶地委發來《致重慶信》，指示要借此機會極力擴大民眾運動，派人進入軍隊做政治工作，提出“希望川軍中發生一個左派軍隊，發生自己的武力”的明確要求。
部署武裝起義，建立黨領導的武裝
重慶地委認真研究和貫徹中共中央的指示，積極籌備發動武裝起義的各項工作，提出擬在瀘州、順慶、合川發動起義的初步計劃。
1926年9月10日，童庸生受重慶地委委派，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四川政治軍事形勢和主要工作，認為朱德、劉伯承可能形成自己的軍事力量，“要扶起朱德、劉伯承造成一系軍隊”。中央根據童庸生的匯報，指示重慶地委，要利用現時一般軍人左傾的機會“迅速擴大民眾運動”，認為“在軍事運動上，我們有發展自己武力之可能，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種局面之可能”﹔強調我們的軍運當注意劉文輝及楊森部，尤其是楊森方面，因其所據地域握川省門戶，極為重要﹔在劉文輝、鄧錫侯、賴心輝等部下的左傾軍隊，當使他們各自在內部發生左派的結合，以促其首領左傾。中共中央對重慶地委的軍運計劃予以了原則性的支持和鼓勵，並明確指出：劉湘絕對不可靠，必須排除在外。
根據中共中央決策，中共重慶地委加緊部署起義和完成各項准備工作，著手建立黨領導的武裝，以響應北伐。1926年9月28日，楊闇公以左派臨時省黨部名義，在重慶秘密召集川軍中12個左傾的師、旅長或其代表開會，提出了“響應北伐，會師武漢”的口號。會議決定以“國民政府”名義向川軍中旅長以上官佐發出革命鼓動函件。會后，重慶地委組織合川的黃慕顏，順慶的秦漢三、杜伯乾，瀘州的袁品文、陳蘭亭、皮光澤等進步軍人繼續開會。會上，楊闇公正式宣布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決定在順慶和瀘州首先舉行武裝起義，並對起義的時間、方法和聯絡方式等作出部署。會議公推劉伯承為總指揮，黃慕顏為副總指揮兼第一路司令，陳蘭亭為第四路司令，袁品文為第五路司令，皮光澤計劃為第六路司令。會后，各路起義指揮回防地聽候命令。
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派劉伯承、歐陽欽回川開展軍運工作的同時，又速派20多人入川，並決定在重慶地委增設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川軍事工作。11月中旬，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等在重慶六店子劉伯承家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了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成立最早的省級軍委之一，也標志著四川地區的軍事運動有了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作者注），由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組成，地委書記楊闇公兼任軍委書記。在這次會議上軍委會經過反復討論，一致認為發動起義的時機已成熟，應適時予以策動，並制定了起義的具體計劃：爭取駐防順慶和合川的秦、杜、黃3個旅首先起義，以順慶為根據地，在川北站穩腳跟，隨即發動駐防瀘州的陳、袁兩個旅起義，以相策應﹔然后，瀘州起義部隊進發到川北會合，擴編為6個師1個軍，以劉伯承為軍長，創建由重慶地委實際領導的武裝力量﹔以后再根據實際發展情況，與西北國民革命軍會合。
起義部隊用國民革命軍番號，起義具體時間定在12月5日。
打響瀘順槍聲，建功勛載史冊
由於軍閥之間的長期矛盾和爭斗，賴心輝、鄧錫侯對所部將領傾向革命的行動有所覺察，起義沒能按原定計劃實施。
1926年12月1日，瀘州駐軍賴心輝部陳蘭亭、袁品文旅發動起義﹔3日，順慶駐軍何光烈部秦漢三、杜伯乾旅起義。突然的變故，打亂了重慶地委對起義計劃的組織實施，地委立即派陳毅前去瀘州，劉伯承趕赴順慶。劉伯承途經合川時，與黃慕顏共同發動了合川起義，並將隊伍帶到順慶與秦漢三、杜伯乾部會合，召開誓師大會，劉伯承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黃、秦、杜三人分任國民革命軍川軍第一、二、三路司令職。
瀘順起義極大地震動了四川軍閥。劉文輝、鄧錫侯為維護自己的勢力范圍，悍然調遣重兵將順慶城團團圍住，企圖一舉消滅起義軍。面對敵強我弱的態勢，劉伯承提出放棄順慶，進攻綏定軍閥劉存厚，待瀘州起義軍北上匯合，再整編入陝的建議。但因順慶起義軍中團長和營長們眷顧家小，不願撤退。劉伯承隻好改變作戰方案，決定把起義部隊向東轉移到開江整頓待命。12月22日，經過與軍閥部隊苦戰，順慶撤出的起義部隊分批到達開江，經數月休整后，輾轉到達鄂西，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6軍。
與此同時，瀘州起義軍內部開始發生變化，部分起義軍官拒不執行北赴順慶的命令。1927年1月，重慶地委軍委楊闇公、朱德、劉伯承在萬縣召開會議，為了統一指揮瀘州起義軍，會議決定派劉伯承前往瀘州。1月中旬，劉伯承離萬縣經重慶趕到瀘州。隨即，在瀘州建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1927年“三三一慘案”發生后，劉伯承率起義軍各路司令聯名通電聲討劉湘、王陵基的反革命罪行，並於4月3日在瀘州小較場舉行了有3萬軍民參加的聲援大會。時值“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已與蔣介石相互策應的劉湘組織本部及劉文輝、賴心輝等部聯軍數萬人，圍攻瀘州起義部隊。5月12日，被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五路總指揮的劉湘，通電討伐瀘州起義部隊。孤城瀘州被圍日久，起義部隊外無援兵，彈盡糧絕，犧牲慘重。劉伯承被迫於5月16日撤出瀘州，中共重慶地委領導的瀘順起義宣告失敗。
瀘順起義雖告失敗，但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新蜀報》稱之為“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7月3日，武漢國民政府發布指令，對瀘順起義部隊進行嘉獎。本月中旬，周恩來在漢口召集朱德、吳玉章、劉伯承、黃慕顏等人開會，討論瀘順起義軍的善后問題，總結經驗教訓。隨后，瀘順起義的領導人朱德、吳玉章、劉伯承等轉赴江西，參加領導南昌起義。
歷時半年的瀘順起義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中共中央關於牽制四川軍閥東下、減輕對武漢側翼威脅的戰略目的，是除北伐主戰場外，國內支援、配合北伐戰爭最重大的軍事行動，為推翻北方封建軍閥勢力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次起義以周密的策劃、精心的組織、英勇的實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鍛煉了軍事干部，也為南昌起義的發動，以及人民軍隊的創建提供了可貴經驗。
歷史証明，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的一次勇敢的嘗試，是牽制敵人配合北伐的重大軍事行動，成為黨在大革命時期爭取改造舊軍隊的一個范例，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領導瀘順起義的楊闇公、劉伯承、吳玉章、朱德、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為中國人民革命斗爭歷史建立了不朽的功勛，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偉大復興作出了卓越貢獻。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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