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興無
解放戰爭時期，根據黨中央的決定，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賀龍所屬野戰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彭德懷，賀龍負責陝甘寧、晉綏兩個邊區的后方工作，支援西北解放戰爭。一個一輩子帶兵打仗、馳騁沙場的將領，在戰火最熾烈的時候，卻“改行”去管后方，許多人覺得不可理解。但賀龍認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切都要聽黨的，怎樣有利於戰爭就怎樣安排。中央軍委留在陝北，作戰由軍委領導同志親自指揮更為適宜，而且中央交給自己的任務同樣重要。賀龍甘願挑起了執掌后方的重擔，保障彭德懷戰西北的后勤供應、兵員補充，協助做好前線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功勛。用彭德懷的話說， “賀龍是不顧一切地支援西北戰爭”。
賀龍：“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軍隊要聽黨指揮”
1947年春，國民黨軍向解放區的“全面進攻”遭到失敗后，改變策略，集中主要兵力從東西兩翼對山東和陝北兩個解放區實行“重點進攻”。
在陝北方面，蔣介石命令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集團的20個旅，青海馬步芳、寧夏馬鴻逵“二馬集團”的12個旅，榆林晉陝綏邊區總部司令鄧寶珊集團的2個旅，共34個旅25萬人，從三個方向對陝甘寧邊區實施“重點進攻”。胡宗南更是一馬當先，集中優勢兵力從南線直攻延安，妄圖實施“斬首行動”，摧毀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指揮中樞，他還口出狂言：“要活捉毛澤東。”
紅都延安，黑雲壓城，風雨如磐，形勢險峻。陝甘寧邊區的野戰部隊，隻有晉綏軍區第一縱隊(轄358旅、獨立第一旅)和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所轄教導旅、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一旅、警備第三旅，共6個旅2.8萬余人。
陝北部隊隸屬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按慣例應由聯防軍司令員賀龍指揮，但他已於1945年8月受命兼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遠在晉綏前線。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彭德懷主動向毛澤東請纓：“賀龍同志忙於晉綏事務，遠離延安，陝北現有的幾個旅，加上后勤部隊也就兩萬多人，是否由我暫時指揮？”毛澤東表示：“很好!”又馬上與在綏遠（今內蒙）的賀龍通氣。
這些部隊不僅是賀龍指揮的，而且大多數是賀龍一手帶出來的，屬於湘鄂西、湘鄂川黔“山頭”，從紅二六軍團、紅二方面軍、八路軍一二○師一步步發展起來的。賀龍一直是這支隊伍的代表和旗幟，他與部隊的感情是在長期革命戰爭中用鮮血凝結而成的。把自己帶了一二十年的部隊交出去，在情感上確實有點難以割舍，但賀龍是一個講黨性、講原則的共產黨員，他對老部下說：“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軍隊要聽黨指揮嘛!”當即回電毛澤東，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
賀龍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早在1946年11月，賀龍剛把晉綏軍區的全部野戰部隊編成3個縱隊，中央軍委即來命令，調晉綏一縱隊西渡黃河，保衛陝甘寧邊區。賀龍二話沒說，親自到一縱隊駐地，動員部隊愉快地服從命令，執行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的光榮任務。1947年3月10日，中央軍委又下令調晉綏二縱隊開赴陝甘寧邊區，接受彭德懷的指揮。賀龍不打折扣地執行命令，送王震的二縱隊西渡黃河。
3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將陝北的部隊組成西北野戰兵團，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陝甘寧地區的野戰部隊及其他一切部隊統歸彭德懷和副政委習仲勛指揮。
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十分感慨地說：“像這樣一紙命令就調整了指揮關系，在舊軍隊中簡直難以想象，而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內，卻順順當當地處理好了。黨對槍杆子領導的有力，軍隊指揮員之間的團結，真是史無前例的。”
7月，中共中央來電通知賀龍去河西出席重要會議。賀龍抱病於7月18日第一個趕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靖邊縣小河村。毛澤東從窯洞裡迎出來，緊緊地跟賀龍握手問候。毛澤東同賀龍談了這次會議主要是研究怎樣組織戰略進攻問題，並說：“沒有一個好的后方，仗是打不下去的。陝北戰場在軍事上、財政上、糧食上都得依靠你們晉綏，所以，中央考慮，由你賀老總來把陝甘寧和晉綏這兩個地區領導起來，造成一個統一的后方，也好讓彭德懷放手去打仗。你看怎麼樣？”賀龍表示，聽從中央安排，一切服從戰爭的全局。
7月21日，會議在小河村河灘邊的一個院子裡召開。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彭德懷、賀龍、習仲勛、楊尚昆、王震、陳賡等。毛澤東說：“對蔣介石的斗爭，計劃用5年解決。看過去這一年的成績，是有可能的。”會議決定，賀龍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身份，統一領導陝甘寧和晉綏兩個邊區部隊及后方工作，重點解決統一后方、精簡節約、地方工作三個問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
7月下旬，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賀龍又將晉綏第三縱隊主力調給西北野戰軍，僅留下該縱隊的獨三旅在晉綏根據地。
7月31日，中央軍委決定，西北野戰兵團正式定名為西北野戰軍，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習仲勛任副政治委員，其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縱隊都是從晉綏調來的。這樣，賀龍原來的野戰部隊基本上歸西北野戰軍建制，由彭德懷統一指揮。中央進一步明確分工：彭德懷主掌前線作戰，賀龍主管陝北戰場后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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