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聰
馬衡，1881年生於江蘇吳縣，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金石考古學家、書法篆刻家。曾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1952 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過燕下都遺址的發掘，對中國考古學由金石考証向田野發掘過渡有促進之功，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情系金石
馬衡幼年受四書五經的傳統仕學教育，曾在1899年考取秀才，但最終還是跳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窠臼。這一年的秋季，馬衡在上海考入了南洋公學中院。由於家庭變故，馬衡在南洋公學隻學習了三個學期，雖然學習時間較短，但馬衡就此開始摒棄傳統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政治思想。自南洋公學肄業之后，馬衡利用婚后的閑適生活，搜集文物、鑽研文史、鑒賞古玩，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基礎和金石學方面的專業知識。
1917年8月，由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馬裕藻的推薦，馬衡接受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的聘用，擔任該處的征集員。馬衡在上海已經被章太炎、吳稚暉等人推許為“金石大家”，但由於他為人謙遜，做事低調，所以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北大的同仁們並不知道他在金石學方面的成就，只是見他馬術不錯，就讓他兼任體育課馬術老師。直到1920年，馬衡才被北大聘為史學系講師，講授新創立的金石學課程。20世紀20年代，以田野考古為標志的近代考古學傳入我國。勇開風氣之先的北京大學，1922年即在國學門下設立考古研究室，馬衡受聘擔任研究室主任，后來又升任史學系教授，並兼任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后來研究室又陸續增聘羅振玉、王國維等為通信導師，研究力量不斷壯大。研究室成立之初，因經費有限，尚不能進行野外考古發掘，所得文物多是從古董商人手中收購而來，數量有限，質量不高，這種情勢嚴重影響著考古研究工作的進程。為打破這一窒礙，經馬衡與同仁們的努力，1923年5月，北大成立了古跡古物調查會，一年后改名為考古學會，其宗旨是“用考古學的方法調查、保存、研究中國過去人類之物質遺跡及遺物”，作為下一步發掘與保存的預備。8月，馬衡等聽聞河南新鄭地區發現大量春秋時期的青銅器物，迅速做出反應。一個月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派馬衡前往新鄭進行調查，歷時半月有余，這是北大國學門開展的第一次野外考古。事后，馬衡寫了一本名為《新鄭古物出土調查記》的報告書，詳細介紹了此次調查的經過，文物的種類和數量，並附制了發掘圖。在極端困難的境況下，馬衡主持下的古物調查會做了諸多努力，如調查保護圓明園、文淵閣等遺址﹔搜集、保護和鑒審古代文物資料，打下了北大考古研究和教學的基礎，也推動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產生和發展。
后來，馬衡又兼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特別講師，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等校的考古學教授。
緣結故宮
1924年10月，馮玉祥北京政變之后，黃郛攝政內閣主政。11月7日，臨時執政府頒發命令：“著國務院組織善后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善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等項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遠。”14日，《清室善后委員會組織條例》公布，20日，清室善后委員會宣告成立，委員長李石曾，委員則有政府和清室雙方人員組成，其中政府方面9人，清室代表5人。
善后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清理皇室公、私財產並處理其它一切善后事宜。善后委員會成立之后，立即組織人員清理清宮物品，作為籌備博物院的准備工作。馬衡和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學生一起受聘於善后委員會，參加了清宮室物品的點查工作，就此和故宮結下了不解之緣。馬衡作為組長，自始至終，幾乎天天到會入組參與點查工作。
1924年12月24日，故宮文物的清理工作在善后委員會的主持下展開。為了取信於社會，也為了使清理工作有章可循，善后委員會制定了《點查清宮物件規則》，對清查過程中的啟封、點查、登記、編號、造冊、攝影等步驟、手續以及點查與監察人員的組合等問題都作了詳細具體的規定。點查時間每日兩次“上午自九時起十二時止”，“下午一時起四時止”，“作息均不得逾法定時間”﹔“點查時分組、每組分為執行及監視二部、其職務之分配臨時定之”，“每組人數及組長由委員長臨時指定之”，“每人應隸何組，按各部分人員分配，用抽鑒法抽定”，“每組人員排定后，於進內執物前均須在辦公處簽名並需佩戴徽章”﹔“登錄時每種物品上均須粘貼委員會特別之標識，一面登記物品之名稱及件數，凡貴重物品並須詳志其特異處，於必要時或用攝影術或用顯微鏡觀察法或其他嚴密之方法以防抵換”﹔“室內工作時不得單獨游息，不得先進或后退”，“室內工作時監視人員須分立於執行事務人員之間，不得自由來往於事物地之外”﹔“各組進屋勤務無論已畢未畢出屋時每次必須加以封鎖，由本組會同軍警簽字或作別種符號於上，點查未完之箱櫃亦照此辦理”。點查開始后，以宮殷為單位，順序是由入口左側起，逐件編號，依序錄登。因清宮殿堂眾多，善后委員會遂將各宮殿按“千字文”編號。如“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天、地、玄、黃”代表四個宮殿，然后以此類推。如乾清宮為“天”、坤寧宮為“地”、南書房為“元”、上書房為“黃”等。
當時正是寒冬時節，北京滴水成冰，工作異常辛苦，據時人回憶：“初入清宮，其淒涼景象躍然入目。每到一個院落都是蓬篙滿地，高與人齊。於是在點查工作開始之前，要有人手持鐵鎬、鑲刀為參加點查的各政府官員和大學教授學者開路。隆冬時節，北風凜冽，出氣如霜，唇際浮冰。進入冷宮更是寒氣襲人。在冷宮點查，兩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個小時，腳時常凍得痛若刀刺。”
1925年10月，經過千辛萬苦的努力，清宮古物點查工作基本完成，根據清宮殿堂的點查次序，刊印了《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計6編28冊。是年10月10日“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馬衡被推舉為臨時董事會理事，繼續參與故宮博物院的建設工作。
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后，隨即籌建了古物館、圖書館和總務處，古物館長一職由易培基擔任，馬衡和張繼同任副館長。由於時局動蕩，經費缺乏，故宮博物院處境艱難，馬衡和各界人士一起為保存博物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1928年6月，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提出了一項議案，主張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馬衡等五人被推舉為代表進行抗爭。7月9日，博物院破例開放，接待因“北伐成功”到達北京的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和各集團軍總司令，各路軍司令及北京的各界人士1000多人。馬衡等將前一天擬定的傳單分發給來賓，以爭取他們的支持。傳單中寫道：“故宮文物為我國數千年歷史所遺，萬不能與逆產等量齊觀。萬一所議實行，而我國數千年文物，不散於軍閥橫恣之手，而喪於我國民政府光復故物之后，……我國民政府其何以自解於天下后世？擬請訊電主持，保全故宮博物院原案，不勝萬幸！”通過馬衡等人的游說，加上現場耳聞目睹，這些國民政府的要員一致表示：故宮不可廢。9月，國民黨第155次中政會議，通過了否決經亨頤議案，維持故宮博物院的決議。
護寶轉移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 東北全境相繼淪陷，華北局勢危急。
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討論后決定，為安全計，將所藏文物珍品盡快裝箱南遷，並報國民政府同意。1932年秋，南遷的准備工作展開，古物館珍品的選取和裝箱工作是在馬衡的主持下進行的。古物館文物多，精品也多，且易碎難裝，但在馬衡的領導下，古物館的精選裝箱工作進展順利。為保証文物安全，工作人員向琉璃廠的古玩商人請教裝運秘訣，獲知要點是“緊”和“隔”，就是器物要裝緊湊，且要用柔軟物品隔開。為此，古物館趕制了一批新木箱，下墊稻草，上鋪棉花，中間放置經捆扎隔離的文物，箱子外刷上字號，貼上封條。經過一番努力，古物館共計精選文物2631箱，63735件。
1933年1月，山海關陷落，日軍很快向察哈爾和熱河進攻，北平岌岌可危。國民政府作出立即將故宮文物精品南遷的決定，並責成北平市政府和交通運輸部門協助進行。2月5日夜，第一批故宮文物珍品2118箱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下，從北京前門外火車西站裝車南遷，四天后到達南京下關。20多天后，這批文物被卸下火車，從浦口改由招商局的江靖輪航運上海。至1933年5月，故宮博物院分五批共計南遷文物19757箱。馬衡參加了第四批文物的監運工作。文物運抵上海后，主要存放在天主教堂街一座七層高的鋼筋水泥建造的大倉庫中。
1933年7月，易培基因遭誣陷盜賣故宮文物，被迫辭職，故宮博物院第二屆理事會推舉馬衡出任代理院長一職。9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馬衡為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1月馬衡辭去北大教授職務，專司故宮事務，次年4月正式就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34年12月，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會通過決議，將南京朝天宮劃歸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把南遷的文物由上海轉移到此處保存。國民政府行政院核准之后，南京朝天宮的改建工作很快展開。1935年4月，馬衡等人組成了“保存庫建筑工程委員會”，具體負責改建的各項進程。1936年8月，工程竣工，建成了一個裝有控制氣溫、濕度和防盜等先進設備的現代化庫房。12月8日，在全副武裝的軍警護衛下，暫存於上海法租界的文物開始向南京轉運。此時，馬衡胸中已經為朝天宮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規劃了一幅發展藍圖，但這個計劃很快就因日本全面侵華而被迫中斷。
馬衡接任院長后，日夜操勞，兢兢業業為故宮博物院做了大量工作，樹立了我國博物館事業的基礎。如設立專門委員會，由全國專家62人組成，代替原來由國民黨黨政大員組成的理事會，以備學術咨詢兼藏品鑒定﹔向國內外募捐，修繕故宮三大殿東西十二宮，開辟歷史原貌和專題陳列館﹔開展對外文化交流，1935年、1939年分別在倫敦、莫斯科參加國際展覽，宣傳中國文化﹔合並內廷、外廷，恢復故宮舊觀﹔在南京朝天宮建設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打破陳規，開展征集工作，收買流落外方的宮廷文物﹔組織中國博物院協會，編印會報及叢書等。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南京也不斷遭受日軍的轟炸，為保証南遷文物安全，8月12日，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緊急向后方疏散。疏散路線分為南中北三條，其中南路起運最早，淞滬抗戰爆發次日，即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從南京裝船，由徐森玉負責，溯江而上運抵漢口，再沿粵漢鐵路到長沙，暫存於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后來經桂林、貴陽，最后保存在貴州安順縣華嚴洞，共運送文物80箱。中路和北路疏散較晚，直到上海淪陷，日軍進攻方向直指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故宮博物院盡快將文物轉運后方，馬衡迅速由北京趕至南京，主持文物疏散事宜。當時，南京不斷遭到敵機轟炸，城內異常混亂，馬衡領導博物院的職員，積極行動，大家一遇警報“馬上躲起來，藏在火車下面，或者房屋檐邊，警報過去，出來繼續工作”。中路疏散的文物數量最多，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在南京裝船后，馬衡與該路第一批文物西撤，目的地是漢口。后南京淪陷，武漢已無安全保障，不得已繼續向西，經宜昌、重慶、宜賓，最后抵達四川樂山。北路文物在南京浦口裝上火車，運向西北，計劃以陝西為目的地，潼關形勢緊張后，又經寶雞、漢中、成都，最后被安頓在四川峨眉，共運送文物7268箱。12月8日，最后一批文物被搶運出南京，5日后，12月13日，南京淪陷。
馬衡和大家一樣，冒著戰火考驗，不顧交通條件惡劣，風餐露宿，曝日沐雨，辛苦異常，除了克服異常惡劣的自然條件，翻山越嶺，渡河跨溝，還要防范沿途劫匪襲擊和躲避敵機轟炸。馬衡前后聯絡，統籌全局，解決沿途運輸中的各種問題。他不顧自身安危，奔波在文物疏散的三條線路上。各處文物最后的存放地點，也是由馬衡親自選定的。南路文物原是存放在貴陽城北門的一個幽僻花園內，1938年11月，馬衡在貴陽視察后，認為文物放在貴陽城內不甚安全，最安全的莫如山洞，於是和大家一起用了七八天的時間，在貴州境內看了幾十處山洞，最后才在安順朝南門外五裡處找到一個華嚴洞，洞口軒敞，不致太過潮濕，利於文物保存，洞外有廟，可以住人，有公路直達洞口。於是請了工程師設計，在洞口搭蓋兩所板房，上蓋瓦頂以瀉滴水，下鋪地板以隔潮氣。准備妥當后，1939年1月，將南路疏散文物移存其中。按照故宮博物院臨時常務理事會的決定，准備在重慶挖掘山洞，辟為專門庫房來保存中路疏散的文物，洞址也是馬衡四處尋找方才得到的。1938年底，重慶也開始遭到日軍轟炸，文物在重慶已難保安全，馬衡帶領同仁由重慶向西，沿途搜尋適宜的貯藏地點，經幾個晝夜的奔波，在四川樂山選中了一座古寺和六座祠堂，最后委派歐陽道達等將中路文物悉數轉運該處。北路文物在成都的貯藏地點，是馬衡與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瓚緒接洽后，選定了成都東門內的大慈寺。
抗戰勝利后，馬衡一面主持疏散文物的清理歸聚，一面委托沈兼士（教育部平津區特派員、文獻館館長）和張廷濟（博物院總務處長）負責北平故宮博物院的接收工作。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研究決定，三路文物先在重慶集中，收存在海棠溪向家坡貿易委員會舊址，以利於工作開展和日后運輸，然后遷回南京，存進朝天宮的永久庫房。
早在194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成立了“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教育次長杭立武，馬衡等任副主任委員，主要工作是對敵佔時期文物損失的調查、追償。一番努力后，大批流散的故宮文物和物品或被接受，或被收購，重新回到博物院，成績斐然。1946年12月，王世襄受馬衡委派，以“清損會”特派員身份到日本交涉文物賠償事宜。由於日本的阻撓破壞，王世襄不得不在1947年3月回國，僅索回了南京中央圖書館被劫的一批善本書。接管后的故宮博物院，范圍擴大，囊括了紫禁城全部，景山、太廟、海棠子也包含其中，藏品也增加了許多。
拒赴台灣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蔣介石一面繼續指揮國民黨軍隊與解放軍作最后的抵抗﹔一面策劃、指揮向台灣搶運金錢和物質，其中包括將南遷的文物精品搶運台灣。
1948年10月，馬衡接到南京國民政府的一道緊急命令，要求故宮博物院編制一份文物精品名單（包括品名、年代、件數），並做好空運南京的准備工作。馬衡在院務會議上布置任務時說：“先把珍貴文物目錄報行政院，然后准備包裝器材，古物館的藏品裝箱要特別小心周密”，又告誡大家說：“不要慌，不要求快”。馬衡和大多數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一樣，不希望空運文物離京成為事實，他給南京國民黨政府的回復是“機場不夠安全，暫不能起運”。馬衡的學生庄尚嚴受命欲將一批文物由南京押運至台灣。馬衡知曉后致函庄尚嚴說，如果他護送文物去台灣，就與其斷絕師生情誼。
南京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也多次電促馬衡乘坐政府專機離開北平，馬衡一再托詞婉拒。此時，馬衡已經與中國共產黨派來的王冶秋取得聯系，欣然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邀請他留下來獻身新中國文化事業的建議。1949年1月14日，馬衡致函杭立武（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教育部政務次長），他在信中寫道：“弟於十一月間患心臟動脈緊縮症，臥床兩周。得尊電促弟南飛，實難從命。……嗣賤恙漸痊而北平戰起。承中央派機來接，而醫生戒勿乘機，袛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1月12日，傅作義邀集北平的各界人士，征詢和戰意見，馬衡在會上慷慨陳詞，應以“北平人民的安全為重，爭取早日和平解放，務使文化古城免遭戰火摧毀，望傅將軍以歷史的偉大眼光果斷地處理好當前北平的和平解放問題。”1月18日，馬衡與何思源、呂復、康同璧等10人做為北平城內的和平使者出城與葉劍英會談，商量城內文物保護一事。
馬衡還在會上對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說道：“共產黨是愛護文物的，共產黨的政策是懲辦壞人，我們沒事，大家要安心工作。我本人絕不離開北平，和大家在一起，保護好故宮的安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軍管會接管故宮博物院后，宣布全院職工繼續留崗工作，馬衡仍擔任院長一職。他不顧個人得失和年老多病，滿懷熱情的投入到故宮的建設中。隨后，人民政府撥付故宮博物院大量經費，用於宮殿、文物等的修繕和維護，保証了各項工作的恢復和發展。
1950年初，故宮博物院配合中央人民政府南下接收工作團，將國民黨敗退之際未及運出的一批文物運回北京。馬衡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主持博物院對庫存物品全面清理、鑒定，使一批文物珍品避免了流失的厄運。他積極推動故宮博物院進行各種改革，新辟各類專題陳列室，舉辦豐富多彩、貼近群眾生活又有教育意義的展覽活動，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1951年，有關部門向周恩來報告，國寶級文物晉代書法藝術珍品《中秋帖》與《伯遠帖》流落香港，可能經拍賣后流出境外。周恩來非常重視，立即做出批示：一定要收購回國，決不能讓外國人奪去。11月8日，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王冶秋來到博物院延禧宮，交給馬衡一封政務院的抄件，內容是“同意購回王獻之《中秋帖》及王珣《伯遠帖》，惟須派負責人員及識者前往鑒別真偽，……所需價款確數可由我方在港銀行與中南胡慧春及物主郭昭俊當面商定並電京得批准后墊付，待《中秋帖》及《伯遠帖》運入國境后，撥還以上處理手續。”並指示馬敘倫（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兼教育部長）、王冶秋及馬衡設法處理。11日，馬衡、王冶秋和徐森玉受國家文物局委派啟程去香港，經馬衡和徐森玉鑒定真偽后，以48萬港幣購回，12月入藏故宮博物院。
馬衡不但自己積極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而且通過各種方式勸說身在海外的親友故交回國。馬文沖是馬衡的幼子，原在國民黨軍隊服役，新中國成立后，馬衡通過在香港的五弟勸其回國，經馬衡曉以大義的教育，1950年8月一家人離台回國﹔王世襄（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也是經馬衡的勸說而回國的。1950年，馬衡向故宮博物院捐獻青銅器和陶瓷碎片一批﹔1951年9月，馬衡將寧波的房產捐給市政府，田產捐給鄞縣政府﹔1952年，他又捐獻了青銅器7件、陶瓷75件、工藝品類29件。
1952年5月，馬衡從故宮博物院離任，改任全國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段時間內，馬衡的生活比較拮據，家人曾勸他將所藏孤本拓片等賣掉改善生活。馬衡笑著回答說﹔“這類文物我是絕不舍得變賣的，也不准備傳給子女后代。傳給你們，發揮不了它應有的作用，對你們沒有用處。這是祖國的文化遺產，應當歸於國家保存，才能起到它最大效用。”1955年3月26日，馬衡病逝於北京，享年75歲。他的子女遵照遺言，將其畢生所藏文物、圖書、拓片、印章、文稿及生前所用物品全部封存，其中有青銅器、印章、甲骨、碑帖、書籍以及書法、繪畫、陶瓷、牙骨器等，種類眾多，精品不少，由文化部會同故宮博物院造冊點收，全部捐獻給國家。
頻道精選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