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劉鼎，曾名闞尊民（1903—1986），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活動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軍事工業的創始人之一和杰出領導人。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經孫炳文、朱德介紹轉黨。曾留學德國、蘇聯。歷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長，閩浙贛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國共產黨駐東北軍代表，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中央軍委聯防司令部軍工局副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部副部長，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航空工業部顧問等職，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理事長和中國兵工學會顧問。
張學良“尋找的朋友”
1935年秋，劉鼎從江西敵營隻身逃回上海。這時，上海的中共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中央機關已於兩年前遷往蘇區。他一時接不上組織關系，就去找“蔡老板”——蔡叔厚同志。中央特科時期，蔡曾以紹敦電機公司經理的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后來又參加了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中國組工作。蔡叔厚安排劉鼎在一家小旅店暫時住下，並把他介紹給史沫特萊。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是美國進步作家，深切同情中國革命。她聽說劉鼎是江西紅軍，欣然答應幫助找個較安全的住所。她把劉鼎帶到路易·艾黎家裡，囑咐道：“他將住在你們這裡，直到他去別處。”
路易·艾黎是新西蘭人，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按照史沫特萊介紹，稱劉為“周先生”“周教授”。
1936年3月初的一天，史沫特萊告訴劉鼎，有位朋友約他在一個旅館見面。
約劉鼎前去見面的是長期為中共工作的董健吾牧師。不久前，他受宋慶齡之托曾往陝北，並帶回中共中央對國共談判問題的復信給宋慶齡。董健吾在宋慶齡處說起，1935年12月張學良曾來上海秘密會見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李杜，張學良以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鄭重委托李杜幫助尋找中共關系，以商談在西北聯合抗日問題。宋慶齡認為張學良想聯共抗日是好事，應該給予幫助。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萊和艾黎曾送一位來她家躲避過幾天的“周先生”，是個頗有學問、經歷不凡的共產黨員，很適合去從事這項工作，就讓董健吾去和“周先生”見面談談。
董健吾一見“周先生”，方知就是闞尊民，原來他們在中央特科時期早就認識。董健吾把張學良想找中共關系商談抗日的事說了，征詢劉鼎可否當此重任。劉鼎感到事情有點突如其來，不知底細，就說：“我急於找到黨中央，希望能得到組織的指示。”
董健吾說:“到了西安還可以去陝北，這是一個條件，一定要讓他們送你去陝北。這次我去陝北，就是張學良派飛機送到膚施，再派騎兵護送到瓦窯堡的。”
聽說這是找到黨中央的一個途徑，劉鼎很興奮，但想到事關重大，表示要考慮兩天再答復。
劉鼎對張學良的歷史和現狀認真地做了回想和分析。想到中東路事件時，張學良在東北軍遭到蘇軍的沉重打擊后，曾不顧南京政府和日本方面的阻撓，堅持和蘇聯紅軍談判議和，說明張學良並非一介武夫，而能審時度勢，並且是有主見有決斷的人﹔又想到中央特科時，陳賡去東北搞情報回來，曾談論過張學良不同於一般愚頑守舊的封建軍閥，很有些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不乏愛國之心和民族氣節，表現在濟南慘案發生后，曾建議其父張作霖停止與國民黨軍事對抗，退回東北后又不顧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誘惑，毅然“易幟”，以維護國家統一為重﹔“九一八”事變后，他曾一再表示“愛國之心決不后人”，曾令東北軍參加1933年的長城抗戰。而今國難日重，民眾抗日呼聲日高，張學良為大勢所趨，可能產生聯共抗日的想法。既然張學良主動來尋找中共的關系，作為共產黨員，義不容辭，應核去和他見面談談，做做工作，再把情況向陝北黨中央匯報。他也想到，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詐，去，要冒幾分風險，但隻有去才能把事情真相搞清，個人安危隻能置之度外了。經過思索，劉鼎決定應張學良之約去西安，並化名“劉鼎”去從事此項工作。從此，闞尊民就叫劉鼎了。
李杜得到劉鼎的答復，立即電告張學良說：“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這時，張學良剛剛在洛川會見過李克農，同中共中央建立了聯系，但仍然很重視李杜介紹的關系，就立刻選派自己的親信、高級參議趙毅去上海迎接。
劉鼎於動身前又做了一番准備。他找到了曾在中共中央文委工作的夏衍等同志，從那裡看到了“八一宣言”等黨內文件，還研究了報刊上有關國內外形勢，有關張學良、東北軍以及紅軍情況的報道。夏衍知道劉鼎要去西安和陝北，便托他帶去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史沫特萊把她住室裡的窗帘、桌布、毛毯等用品裝了滿滿一大箱，托劉鼎帶去送給陝北紅軍。艾黎把一件灰黃色燈芯絨夾克衫送給劉鼎穿上。臨行前，他們還告訴劉鼎，有兩個外國人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將與他同行，請他幫助安排去找陝北紅軍。
3月20日，劉鼎在趙毅陪同下到了西安，當天把斯諾和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自己在董牧師介紹的陝西省禁煙局局長家裡住下，並把史襪特菜托他帶的箱子寄放在那裡。第二天，趙毅接他去金家巷張公館會見張學良。
張學良開門見山，爽快地提出了幾個問題，為什麼共產黨罵他投降賣國、不抵抗?為什麼蘇聯為中東路事件把東北軍打得那麼摻，還罵他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麼紅軍對東北軍打得那麼厲害?劉鼎一聽這些問題很沖，帶著幾分火氣，心想不可貿然回答，就說：“讓我考慮考慮，下次我們再談。”
次日劉鼎再見張學良，逐項回答了昨天的問題。他談到，張將軍掌握幾十萬大軍的兵權，坐鎮東北，有守土之責，“九一八”日寇犯我，當地守軍奉命不抵抗，以致一夜之間沈陽淪陷，數月之內東北盡失。面對外侮不起而抗擊，全國人民能不唾罵?共產黨同全國人民的態度是一樣的，不能置身事外，不表示意見﹔中東路事件乃東北當局受蔣、日挑唆，首先挑舋，進攻蘇聯。東北當局一方面容許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大肆擴張勢力，一方面對中東路管權採取片面行動，事實上是親日反蘇，蘇軍的還擊是正當自衛，對你張先生的責備，也是合乎事實的﹔東北軍替蔣介石賣命打內戰，已成為蔣的“剿共”大軍，先在鄂豫皖，繼而在西北，使紅軍與蘇區遭到很大損失，最近紅軍為了自衛，實行反擊，因而使東北軍受了一些挫折，同東北軍給紅軍所造成的損失相比，這能算打得“厲害”嗎？紅軍有廣大人民作后盾，久經考驗，能征善戰，是不可戰勝的，蔣介石的百萬大軍也無可奈何，何況東北軍?！須知蔣介石驅東北軍上前“剿共”，是他的“一箭雙雕”“借刀殺人”之計，東北軍最“厲害”的敵人，是紅軍還是蔣介石，值得考慮。
劉鼎進而指出：為今之計，東北軍最好的出路是聯合紅軍抗日，不僅可以一洗“不抵抗”“投降賣國”的罪名，而且可以擺脫蔣介石消滅異己的陰謀，這是東北同胞和全國人民對東北軍最為企望的明智之舉。將來抗日勝利功垂史冊，張將軍和東北軍將首佔一頁。
一席話說得張學良心悅誠服，感到這位中共黨員有膽識、有見地，這正是他要找的人，便誠懇地說：“劉先生的見解不同凡響。你是我請來的朋友，就住在我這裡。”劉表示要去陝北，張學良即把他曾去洛川會見過李克農，並將要與周恩來在膚施(延安)會談的事告訴劉鼎，說：“我們一同去陝北，先到洛川去住幾天。”
張學良待劉鼎為上賓
當天張學良偕劉鼎和他的幾個隨從軍官飛往洛川。劉鼎來不及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斯諾、馬海德打招呼，也不便於和他們說明情況，隻好不辭而別了。
洛川當時是王以哲的六十七軍軍部所在地。張學良偕劉鼎到洛川，對外以“督師剿共”作掩護，實為擺脫西安“耳目”與瑣事，要和劉鼎好好談談，以為同周恩來膚施會談作准備。
劉鼎和張學良在這裡住了十幾天，天天談話。張學良待劉鼎為上賓，每日同桌共餐，邊吃邊談，有時兩餐、三餐之間都不離桌。張學良見劉鼎閱歷不凡，見多識廣，思路清晰，談鋒甚健，隨引出許多話題，大到國家前途、抗日戰略、小到婚姻戀愛等生活問題﹔遠到歐美、蘇聯的歷史、現狀，近到西安和東北軍的內幕乃至個人隱憂。劉鼎從談話中了解到，張學良此刻最關心的是聯共抗日問題，為此想更深入地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他感到這場談話事關重大，因此，全神貫注於每一次談話，力爭達到最佳效果。他盡其可能地闡釋了共產黨當前的政治主張，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問題，蘇區的土地革命、政權建設問題，紅軍的軍事制度等等問題。張學良特別想知道紅軍為什麼能以弱勝強，在艱難困苦中也能擴充隊伍，打敗了也不潰散，打散了又能聚攏?這是他對比東北軍而提出的問題，也是考慮到抗日戰爭將是弱兵對強敵，要從紅軍這裡找到克敵致勝之道。劉鼎以大量事實詳細而生動地說明，紅軍是從農民游擊隊發展起來的，貧苦農民出身的戰士有階級覺語，懂得為誰而戰，他們要保護自己的土地、家庭和蘇區，所以作戰勇敢，吃苦耐勞，遵守紀律﹔紅軍中廢除舊軍隊的軍閥作風，實行官兵平等，政治、經濟民主，部隊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就有戰斗力，就可以採取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紅軍中有黨的堅強領導，有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充分發揮每個指戰員的積極性，保証各部隊間的協調配合﹔紅軍與人民是魚水關系，到處能得到人民的支持，這都是任何舊軍隊所無法比擬的。
劉鼎指出: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是以共產主義理想和當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結合為團結教育的中心，這是發揮部隊戰斗力，克敵致勝的根本之道，東北軍也可以用抗日的愛國主義思想作為團結教育的中心。對此，張學良深以為然。
多次長談，使張學良對共產黨和紅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明確了共產黨團結抗日的主張出之有據，靠得住，因而堅定了聯共抗日的決心，做好了與周恩來會談的思想准備。他對劉鼎也很佩服，曾對他的左右說:“劉鼎是個有學問的人，有什麼問題你們可以問他。”並感嘆道:“共產黨胸懷寬闊，知識淵博，不畏艱辛，為國為民，難怪他們能立於廣闊天地之間。”
4月9日下午，劉鼎隨張學良到達膚施。當天傍晚，在天主教堂，張學良與周恩來舉行了歷史性的會談。會見時，張學良幽默地說:“我這裡還有位共產黨的代表劉先生。”
周恩來一看是闞尊民(還不知他化名劉鼎)，高興地說:“原來是你啊!想不到在這裡見面了!”
參加會談的中共方面還有李克農、劉鼎，東北軍方面還有王以哲將軍。雙方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救國的道路和前途，聯蔣抗日，蘇聯援助，互派代表，交流物資軍需，培訓干部等問題坦率而誠懇地交換了意見，達成一系列具體協議。周恩來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發言和解決實際問題的周到恰切，給張學良留下深刻的印象。張學良在聯共抗日問題上的主張和積極態度也使周恩來感到欣慰。
會談於翌日清晨4時結束。劉鼎即與張學良道別，隨周恩來去陝北蘇區，路上，周恩來興奮地說，“出乎意料，談得真好啊，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原來曾估計會談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等問題上會有爭議，設想了多種方案，不料張學良對最初方案就原則上全部同意，在若干具體問題上，張學良亦大方、主動，都“出乎意料”。第一天行抵十裡鋪，因雨住下。周恩來一夜都沒有睡，向劉鼎詢問張學良的情況、東北軍干部狀況等等，劉鼎做了認真的匯報。第二天因雨未行，周恩來親自起草給中央《關於與張商談各項問題的報告》，報告中還寫到會談前張學良與劉鼎“談得很投機”。
成為張學良的隨從官
劉鼎隨周恩來到瓦窯堡，向中央匯報了他與張學良相處的情況和膚施會談情況。中共中央決定派劉鼎任駐東北軍代表，繼續做張學良和東北軍的工作。
行前，周恩來向他交代，你去當代表，對我黨我軍非常重要，這樣做統戰工作是第一次出馬，中央寄托很大希望，一定要做好。你與張學良已建立了好的關系，要繼續推進，善意幫助他﹔他確實缺干部，要幫他培養干部，招收青年學生，他們有很好的條件，有了抗日的干部，東北軍就能成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軍，一支抗日統一戰線的武裝力量。
劉鼎和擔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在一個清早從瓦窯堡起程，牽了一頭毛驢，馱著一藤箱山西鈔票，下午到達膚施。第二天，東北軍派車送他們去洛川。
張學良見到載命歸來的劉鼎，如舊友重逢：“我估計你會回來，也盼望你回來，果然你就回來了。好啊，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了。這要謝謝周先生。”
劉鼎送上周恩來4月22日給張學良的親筆信。信開頭說：“坐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又說:“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准備之也”“茲如約遣劉鼎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陳一切，商行前訂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直率之處，諸維鑒察。”張學良讀罷信，頗有感慨地說:“會談后我是太愉快太滿意了，它比我想象的好得太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他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若早見到他該多好啊！”他對中共中央決定採納他的建議“聯蔣抗日”感到快慰，他還說：“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后是否就抗日，對中共我不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就好辦了！”
幾天后，張學良和劉鼎乘飛機去西安。張親自駕駛飛機，直到快降落時才把駕駛盤交給駕駛員巴爾。到西安，他把劉鼎安置住在公館內東樓，對劉說：“你去名義上是李杜的東北抗日義勇軍代表，也是我的隨從軍官。你要在東北軍內部多活動，多多幫助我。”
代張學良向黨中央匯報
劉鼎考慮，要幫助張學良把東北軍變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隊，首先要培養抗日的干部，形成全軍的核心力量。他圍繞開辦軍官訓練團，建立抗日同志會，擴大衛隊營，增加隨從軍官，創辦學兵隊等問題，先后多次向張學良提出建議和實施辦法，並按張學良的需要參加一些具體工作。
舉辦軍官訓練團時，劉鼎向張學良介紹了紅軍培訓干部的辦法，建議以政治培訓為主，教育內容以抗日救國為中心，可以學點什麼是帝國主義，為什麼有侵略戰爭，了解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和危害，提高民族意識和救亡的決心﹔還可以學各國和我國的革命經驗，包括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紅軍各方面的經驗﹔軍事方面東北軍有基礎，軍事訓練著重組織管理，實行官兵平等，廢除打罵制度，嚴格紀律作風，也可學點游擊戰術。先培訓較進步的骨干，總部的隨從人員，秘書處的可多參加。訓練團教員和學員要互教互學。張學良採納了劉鼎的意見。
6月底，長安軍官訓練團在王曲鎮開辦。張學良、楊虎城任正副團長。共辦了四期，培訓了一大批骨干，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發生了深遠影響，為后來的“雙十二”事變做了思想准備和組織准備。劉鼎參加了第一期培訓，以后各期也常去幫助工作。
在創辦軍官訓練團的同時，張學良找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和劉鼎商量，在東北軍中秘密建立一個核心組織，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緊緊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這個組織定名為抗日同志會，要劉鼎擬出章程。抗日同志會於六七月開始在少數人中秘密醞釀並開展工作，9月初正式創立，開始有張學良、劉鼎、劉瀾波、孫銘九、應德田等15人參加，到西安事變前發展到70多人。
劉鼎看到張學良左右常有兩三個從下屬部隊長中調上來的隨從軍官，知道這是張了解考察干部、培養訓練干部的一個辦法，就建議張學良把隨從軍官的人數增加一些，可同時多接觸培養一些人。張學良採納了這個意見，第二批隨從軍官裡就調來了呂正操(當時是東北軍的團長)，劉鼎從這時開始認識了呂正操。
是年7月初，張學良准備去南京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行前忽然派人把劉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處，講了一個重要問題，並斷然說：“請你立即向你們黨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報告，我馬上派飛機送你到膚施，回來時，我到哪裡，你就追到哪裡，告訴我結果。”
劉鼎立即回到西安城裡，從地圖上查到離膚施最近的城鎮是安塞，立刻電告中央，希望在安塞見面。第二天，劉鼎乘飛機到膚施，然后步行去安塞。途中遇到一場冰雹，他顧不得躲避，頭竟被打出許多包。
到安塞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李克農等已在那裡等候。周恩來問：“只是你一個人?原以為張學良或者王以哲一齊來。”原來，中央接到電報后，估計張學良有大事要談，幾位主要負責人都趕到安塞來了。
晚飯后，劉鼎匯報了張學良的想法﹔東北軍內部情況﹔軍官訓練團開辦情況﹔張學良和晉、平、魯、川、桂、粵等地方實力派聯系的情況，等等。會議開了一夜，最后，毛澤東做了重要發言，大意是：東北軍處在亡省亡家流離西北的地位，由於我黨抓緊做他們的工作，東北軍由“剿匪”工具變成抗日軍隊是完全可能的。我們黨對東北軍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變成紅軍，而是幫助、團結、改造他們，使之成為抗日愛國的力量，成為紅軍可靠的友軍。叫張學良不要和蔣介石弄翻了，要講策略，不要太刺激他。從積蓄全國抗日力量的全局出發，對蔣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勸他抗日，准備迎接更大的斗爭。
開完會，天已蒙蒙亮了。劉鼎剛要睡下，毛澤東又叫他去單獨談話。毛澤東說，當前我黨對東北軍的方針是爭取團結，聯合抗日。任何不符合這個方針的都是錯誤的。你的任務，不僅僅是收集點情報，更要做張學良本人的工作，做團結東北軍的工作，使東北軍成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輕，也不要怕沒經驗，我們都在做張學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劉鼎，你這個代表要當好啊！
毛澤東的談話，使劉鼎進一步明確了黨在東北軍中的工作方針和黨對自己的期望，很受鼓舞。
“你就大膽工作，我給你撐腰”
劉鼎向已回西安的張學良報告了去安塞得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態度，張學良聽了深表贊同，說：“從今以后，我要想盡一切辦法勸說委員長，把他爭取到抗日陣營中來。”談到改造東北軍問題，張學良說：“東北軍驕、傲二氣很深，要克服。高級軍官必須以國家利益為重，要增加領導力量，提一批青年軍官。”又說：“過去有些人說這是共產黨以此吃掉對方，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國民黨軍隊互相拆台、吞並是司空見慣﹔你們共產黨是真正幫助東北軍，發展東北軍。以后你就大膽工作，我給你撐腰。”劉鼎提醒他：“爭取蔣介石團結抗日並不容易，同時要提防特務。”
此后，張學良一方面抓緊部隊改造，通過個別談話爭取高級將領，一方面注意蔣介石的行蹤，找一切機會向蔣進言，勸他抗日。
劉鼎又建議張學良辦學兵隊，借以吸收一些新的抗日的知識青年到東北軍。張說：“吸收抗日知識分子，我是想，但是吸收不來呀。”
劉鼎說：“我們可以配合你辦。”
劉鼎向中共中央報告張學良請中共幫助在北平、天津招收青年學生建學兵隊的想法，中共中央即通知北方局進行工作，不久，一批生氣勃勃的愛國青年學生，其中有“一二九”運動參加者、有共產黨員，應招來到西安。第一批學兵隊學員400多人，其中有谷牧等，北平有個叫孔祥偵的教授也和學生們一起來了。劉鼎參照紅軍學校的辦法為學兵隊編制訓導計劃，內容以政治為主，軍事為輔，並具體幫助學兵隊長孫銘九開展工作。西安事變后，他們中很多人轉而參加到中共領導的抗日組織中。
劉鼎還遵照毛澤東放開手做群眾工作的指示，一方面幫助張學良進行擴大抗日同志會的工作，一方面建議張學良支持抗日群眾團體，使東北救亡總會、西北救亡總會迅速得到發展。華北來的愛國師生也積極參加“東救”“西救”的活動，西北地區的民眾抗日救亡運動蓬勃興起。
劉鼎提出出版《文化周刊》，並介紹他在上海時認識的左翼作家吳翼如任主編，又邀從上海來的左翼作家徐平羽、陳克寒等人撰稿，丁玲到陝北后也為該刊寫稿。刊物每期印5000份，暢銷西安、蘭州，大力宣傳團結抗日，張學良很滿意。
劉鼎在幫助張學良工作的同時，還負責中共在西安的通訊交通工作。他首先加強了西安到蘇區的秘密交通線，為方便交通，還購置了一輛大轎車。東北軍援助陝北紅軍調撥的一些軍用物資，劉鼎接收后，由這條交通線運往蘇區。葉劍英、潘漢年等黨的干部和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馬海德等國際友人，都曾經過這條交通線出入蘇區，劉鼎則以張學良身邊工作人員的身份給予安排關照，保証安全。
劉鼎還在西安的七賢庄一號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 (后為八路軍辦事處)。這個秘密交通站公開名義是張學良牙醫的診所，並以診所名義接收史沫特萊、艾黎等人從上海購買的大批藥品和醫療器械，再由這裡運往蘇區。共產黨員、鄧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護士的名義在這裡協助劉鼎工作。還在七賢庄秘密交通站地下室安裝了大功率電台，可將中共中央在保安的紅中社廣播接收來再轉播到全國去，甚至遠至蘇聯、日本、新加坡都能收聽到。
8月底，國民黨CC派直接控制的省黨部特務猖狂活動，悍然逮捕東北軍中積極抗日的宋黎、馬紹周、關思潤、劉瀾波等，張學良將這些人營救出來。同時，張學良了解到國民黨特務已注意到劉鼎，擔心劉鼎的安全，提出派衛兵保護他。劉鼎說，不需要，那樣工作反倒不方便。
張說：“你帶上手槍，遇到情況，你先開槍，隻要不被他們抓去，我就可以保護你。”
劉鼎有在中央特科秘密工作的經驗，有在白色恐怖下斗爭的鍛煉，雖然古城西安空氣驟然緊張，他仍從容自若地奔波於大街小巷，進行著各項工作。
同年9月，張學良從東北軍情報系統中獲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到達甘南后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便及時向劉鼎通報，還通過劉鼎向中共中央提議，紅軍二、四方面軍行動方向應從甘南向北穿過西蘭公路到陝北，以避開隴東的胡宗南中央軍﹔可盡量向東北軍於學忠防區即蘭州附近靠攏，相機奪路，張學良已令於學忠軍堅守城池，不阻攔紅軍。
張學良、楊虎城勸蔣抗日碰壁反受其掣肘，被迫舉行兵謀，發生了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變”。12月11日深夜，張學良在公館客廳部署抓蔣后，已過12點，他將這一決定告訴劉鼎並要劉立刻向中共中央通報西安的行動。12日凌晨2時，報務員接通保安中共中央電台。蔣介石抓到后，張學良又讓劉鼎和應德田共同起草電報給中共中央，說明蔣已被扣，八大主張已公布，請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復電，三日后派人由保安啟程。17日，劉鼎去膚施迎接，這時周恩來一行正騎馬繞膚施縣城向西南走，見空中有飛機來，遂折向縣城。
劉鼎在飛機上向周恩來等詳細匯報了事變過程和事變以來的情況，包括張、楊兩將軍對蔣介石的態度和蔣的反應，南京方面動向，東北軍、西北軍內部主張殺蔣和放蔣的爭執，全國各地對事變的態度，英美等國的態度，張學良盼望中共中央來人協助處理的焦急心情，等等。劉鼎的匯報，對周恩來等了解全面情況，准備與張、楊商談，有著重要價值。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劉鼎參加中共代表團，在周恩來領導下常常是通宵達旦地工作，既要保衛中共代表的安全，又要聯絡和協調各方面關系。事變和平解決后，蔣介石回到南京就背信棄義把張學良扣押起來。從此，劉鼎與張學良天涯海角，彼此之間都留下了深深的遺憾和眷戀。但他們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正如毛澤東同志曾評價說的：“劉鼎在國難日亟，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以共產黨人的責任感和愛國心，毅然赴西安幫助張學良聯共抗日，與學良同志結下了深厚情誼﹔又作為中共駐東北軍代表，積極而忠實地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參與演出了中國近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幕——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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