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光榮
1956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提出了“制訂1956年到1967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的任務和要求，並提出“用極大的力量加強中國科學院，使它成為領導全國提高科學水平，培養新生力量的火車頭”的保障措施。2月份便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選調干部到中科院任職。時任地方工業部黨組書記的張勁夫由陳毅提名，時任山西省省長兼省政協主席的裴麗生由安子文提名，經中央批准后，分別擔任中科院黨組書記、副書記，並隨即抽調百余名地市級（包括省軍級）干部到中科院各研究所擔任領導，使更多的科學家從繁雜的行政事務中解脫出來，更好地致力於科學研究工作。
裴麗生到任后，先后兼任中科院秘書長、副院長，協助張勁夫主持院內日常工作，並負責生物、地學、資源綜合考察等方面工作。他為中科院系統參與研制“兩彈一星”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協調工作。
裴麗生與人造地球衛星
1958年5月，毛澤東主席發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偉大號召，中科院黨組在組織科學家討論的基礎上，決定把人造衛星工作列為全院1958年的第一號任務，成立代號為“581”的研制組，組長為錢學森，副組長為趙九章、衛一清。並成立了新技術局，主任為谷羽，分管領導為院黨組副書記、秘書長裴麗生。
對於國防尖端科研工作，裴麗生事無巨細，親歷親為，幾乎每周都要召開一兩次專題會議，認真聽取各有關研究所科技骨干、所長和黨委書記的匯報發言，協調院機關職能部門解決存在的問題，全力以赴保障科研人員攻克技術難關。在各研究所夜以繼日的通力合作下，僅兩個月就完成了運載火箭的初步設計，並拿出了載有多種高空環境探測儀器及動物艙的兩種探空火箭頭部模型，邁出了自力更生發展我國空間事業的艱難一步。
與此同時，在國防科委組織下，中科院與國防部五院聯合制訂了研制“和平一號”地球物理火箭探空計劃。1960年，中央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鄧小平和陳雲均指示：“衛星還要搞，但是要推后一點。”中科院黨組決定暫停衛星研制工作，集中力量先搞氣象火箭探空，分管此項工作的裴麗生多次到火箭試驗場觀摩視察。
1960年，山西省憑借太原市的工業優勢和技術人才條件，搞出了一種名叫“0300號產品”的探空運載火箭，但箭上沒有探測儀器，也沒有遙測和跟蹤定位等地面系統，他們向中科院求助。在裴麗生的安排和協調下，9月下旬，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和自動化所分別派出工作組到太原，並陸續運去儀器和設備。11月中旬，完成了發射前的調試和檢測工作，裴麗生和力學所所長錢學森、地球物理所副所長衛一清專程到太原視察並聽取有關准備情況的匯報。12月7日發射當天，他們又趕赴太原發射現場。雖然火箭最終因尾翼強度不夠未達到預期目標而沒有發射成功，但取得了火箭探空發射工作的實戰經驗。裴麗生親自到各測量點鼓勵大家不要泄氣，不要背思想包袱，做好工作總結，以利再戰。
1961年4月，蘇聯載人飛船進入太空，再次引起我國科技界和國防部門的極大關注。中科院專門組織星際航行座談會，確定每次由一個專家講一個專題，錢學森、趙九章等知名科學家都先后主講。每次中心發言后，裴麗生都請與會人員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得到了很多有益的設想和建議，為后來的衛星工程順利上馬提供了技術儲備。這樣的講座，3年間共舉辦了12次，均由裴麗生主持。系列性的星際座談會，把裴麗生與相關的科學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1961年5月6日，中央專委第12次會議根據國防科委的報告，決定將人造衛星列入國家計劃，並確定由中科院為衛星總體技術抓總單位，衛星本體也由中科院負責研制，七機部負責運載工具，地面測控由中科院和四機部共同負責。在裴麗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及時報送了《關於發展我國人造地球衛星工作的規劃方案建議》，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討論並批准這個建議。中科院確定仍由裴麗生負責具體組織工作。
1963年，中科院星際航行委員會成立，由竺可楨、裴麗生、錢學森、趙九章領導，為我國航天事業早期發展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1964年8月17日，中科院成立以裴麗生為組長，谷羽、楊剛毅、趙九章為副組長的衛星工作領導小組，緊鑼密鼓地開始了衛星研制的各項工作。
由於研制人造衛星工作在國內是首創，沒有前人經驗可供借鑒，它所涉及的行業和技術，其廣泛和復雜程度也是空前的。為集思廣益、討論方案，國防科委委托中科院組織並主持衛星論証會。從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裴麗生的主持下，召開了由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國家科委、四機部、七機部、郵電部、總參、陸軍、海軍、空軍、通信兵部、發射基地等部門120多名專家參加的人造衛星論証會，對人造衛星的技術方案、進度計劃、保証條件等進行了充分討論和協調。
研討大會結束后，在裴麗生的主持和推動下，中科院迅速落實相關工作。一是於1965年12月7日至30日，召開中科院人造衛星第一次會議，具體落實了各所、廠承擔的研制任務，明確了工作進度和技術負責制﹔二是於1966年1月25日正式成立衛星設計院（651設計院），趙九章為院長，楊剛毅為書記﹔三是1966年5月10日至25日，又召開衛星系列規劃論証會議，確定了衛星系列的研制重點和排隊次序為偵察測地衛星、通信衛星、氣象衛星、載人飛船和導航衛星﹔四是同期安排空間技術預研課題170多項。這對后來的衛星上天及空間技術探測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8年2月，國家成立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原中科院新技術局“651”設計院及原承擔衛星研制的研究所、廠及設備全建制劃轉過去。在原中科院工作的基礎上，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順利上天。裴麗生晚年曾回憶：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成功，實際上是將科學院已做的工作剛交到國防部門不久的事情。科學院各單位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時期的1968年，科學院衛星研制任務和隊伍交給了國防科委。作為衛星總裝廠的科學儀器廠，也交到了國防部門。中國科學院的衛星設計院也交出去了，不管交到哪裡，都還在咱們國家，能為科學事業和國防現代化事業繼續貢獻就好。由此可以看到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廣闊胸懷，也可以看到裴麗生對衛星研制工作難以忘懷的情結。
裴麗生與原子彈
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彈的決策。中科院直接承擔此項任務的是原子能研究所，所長是著名科學家錢三強。后來原子能研究所劃歸二機部，錢三強擔任副部長。
為了集中使用和充分發揮中科院的力量，及時協調解決原子彈研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由二機部部長劉杰、副部長錢三強和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副院長裴麗生、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組成聯合協調小組。
當時中科院承擔的主要任務是：理論分析、科學實驗、方案設計，批量研制特殊新型材料、元件、儀器設備。有兩個所幾乎全部用來配合二機部的原子彈研制任務。從人數上講，比當時二機部參與的人員還要多一倍以上，此項工作仍由裴麗生具體組織領導。
1961年7月，裴麗生和錢三強不辭勞苦帶領工作組先后到沈陽、長春、哈爾濱的中科院下屬各研究所，與科學家們一起，分別安排了金屬鈾冶煉、核燃料化學和反應堆結構力學方面的研制任務。為了加快研制進程，裴麗生和錢三強還向當時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遼寧、吉林、黑龍江省主管科技的書記作了匯報，得到了地方領導的大力支持。
1961年9月，裴麗生和錢三強又先后到長沙、上海、西安的中科院下屬研究所，安排了原子彈研制任務中的83項222個研制課題，其中包括核燃料工業和核武器研制中所必需的鈾礦開採冶煉、全氟油、鈾同位數分離膜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就拿全氟油來說，這是一種分離鈾同位數機組抗腐蝕、耐輻射的潤滑油，每年僅二機部就急需200多噸。而蘇聯專家撤走時，沒有留下任何資料，隻憑著在一個玻璃瓶中僅剩的幾滴全氟油，裴麗生便請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所承擔試制並獲得成功，滿足了二機部的正常使用，使濃縮鈾廠的分離鈾同位數機組得以正常運轉。裴麗生參與了全氟油的立項、試制、生產、鑒定的全過程。
鈾同位數分離膜是制造原子彈的核心技術。在裴麗生與錢三強的組織協調下，中科院和中共上海市委一起組織中科院冶金所、金屬所、原子能所和復旦大學、上海冶金局、化工局等聯合攻關，成功突破了粉末研制設備、成型燒結和抗腐蝕等難題。
1963年初，中央專委下達首次核試驗任務（代號“21號任務”），國防科委又要求中科院承擔光熱輻射和多種力學參數測試任務，提出測試方案並研制提供所需測量儀器。裴麗生立即組成有6位科學家參加的“21號任務”核心小組，召集長春光機所王大珩、自動化所楊嘉墀等著名科學家進行討論，確定了15個研究課題，並召集相關人員，逐項解決難題，確保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
在承擔任務期間，裴麗生犧牲了幾乎所有的節假日，深入到科研生產第一線，到處奔走，做了不少協調、疏通、解決難題的工作。他與科學家們廣交朋友，以誠相待，使研制課題在他的奔走下一個一個得到落實。對於中科院所完成的配合工作，錢三強深有感慨地說：“科學院在最需要的時候，做了最救急的工作，幫了我們大忙。”
在《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楊嘉墀》一書中，關於“21號任務”有這樣一段記載：“在研制關鍵階段，裴麗生每月都要到自動化所一次，聽取楊嘉墀等人的匯報，並當場指定有關部門幫助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裴麗生當時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具體分管國防科研單位和國防科研任務，負責與國防科委、二機部、七機部等單位和部門協作，是我國‘兩彈一星’戰略任務的組織者和指揮者之一。”
裴麗生與導彈
解放初期，我國導彈研制主要由國防部五院（導彈研究院）承擔，錢學森是中科院力學所所長，五院成立后，錢學森先后任副院長、院長，中科院與五院有很好的協作關系。為了進一步搞好協作，國防科委與中科院組成導彈協作組，由五院副院長王諍、錢學森與中科院副院長張勁夫、裴麗生和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組成。協作小組成立后，五院要求中科院配合的科研、試制項目達95個，課題226個，涉及“東方”“紅旗”等8個導彈型號。
1960年，五院向中科院提出研制光學外彈道測量儀任務（代號“150-1工程”），用於測量導彈飛行參數，記錄飛行狀態，驗証導彈設計和制造的成敗。仍由裴麗生負責組織和領導，並成立了領導小組。
1961年9月，裴麗生主持“150-1工程”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以長春光機所所長、光學專家王大珩為組長的技術定案小組。1963年4月10日，他又主持召開擴大會議，推進研制進程，后又支持王大珩在研制的基礎上，組建了一個設備先進的配套工廠，加快了樣機試制。樣機出來后，1966年1月，裴麗生又主持了鑒定會。可以說，光學外彈道測量儀（經緯儀）工程，從人員選定、方案論証、技術定案，直到研制、試驗、生產及樣機鑒定，裴麗生從頭抓到尾，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及時交付發射基地使用，加速了導彈武器的研制進程。
1965年5月，中央專委第12次會議決定，由中科院負責，在短期內研制一種肩扛式超低空導彈（代號“541工程”）。在裴麗生領導下，中科院動員了27個研究所、廠，1300多名科技人員參加此項工作，不到半年時間，便研制出來，在力學所、化學所、懷柔基地發射試驗，均取得成功。1966年初，裴麗生陪郭沫若到懷柔基地參觀超低空導彈發射試驗，郭老欣喜之余寫下了3米多長的大幅毛主席詩詞，並題詞道：“甚感此地有大慶之風。”這是郭老對裴麗生分管及領導下的各所同志艱苦奮斗、團結協作的高度贊揚。
同時，在裴麗生的主抓下，中科院在反導武器光炮的研制和入侵敵彈真假目標識別的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顯著成績。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隆重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對錢學森等23位科學家進行了表彰。時年已93歲高齡的裴麗生也應邀出席大會，這是對他長期從事國防科研管理工作的肯定。正如張勁夫所說：“請歷史記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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