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2016年07月04日08:1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我國戲曲劇團中，最早最直接最系統地接受毛澤東文藝思想熏陶的，是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1938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倡導組建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以唱陝西地方戲秦腔、眉戶為主。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是一個一直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劇團。這個劇團在戰火紛飛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深深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面向群眾，積極地運用群眾所喜聞樂見的秦腔、眉戶等戲曲形式，熱情地創作、演出，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也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拿出稿費300元解決燃眉之急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之后，毛澤東在日理萬機、運籌帷幄之同時，也在思考著另一個戰場———建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改造利用，也必然地放在他的胸臆中。秦腔，這個梆子腔戲的鼻祖，首當其沖地闖進了他的視野。
還在1937年8月，毛澤東就為准備西北戰地服務團赴華北工作，向丁玲提出了“宣傳上要做到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的戰略指導，指出“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舊瓶新酒都可以，隻要對抗戰有利”。1937年11月，張聞天在《十年來文化運動的檢討及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提出了文化界在堅持抗戰的奮斗中，要“大眾化，中國化”的發展方向問題。1938年4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工人代表大會組織的戲曲晚會上，觀看秦腔《五典坡》、《升官圖》等戲時，便以其無產階級的胸懷，高屋建瓴的革命文藝思想和銳敏的洞察力，向工會負責人齊華說：“你看百姓來的這麼多，老年人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劇場擠得滿滿的，群眾非常喜歡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但就是內容太舊了，應該有新的革命的內容。”齊華指著身后的柯仲平說：“這是文協老柯，他是專搞文化工作的……”
齊華所說的柯仲平，毛澤東一年前已經認識。柯仲平是雲南廣南縣人，1924年赴北京，在國立北京政法大學法律系讀書，曾先后在創造社和狂飆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魯迅的指教，致力於詩歌創作，被譽為“狂飆詩人”。柯仲平1930年3月入黨后，擔任黨的秘密報紙《紅旗報》採訪記者兼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秘書，先后三次被捕，堅貞不屈。1935年被營救出獄，東渡日本留學。1937年七七事變后，柯仲平回國，先到武漢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11月輾轉來到延安。他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經歷和打算，毛澤東爽朗地說：“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頭寫詩，要做點文藝的領導工作。”
在這次戲曲晚會上，毛澤東在談到秦腔改革的時候問柯仲平：“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搞？”柯仲平明確回答：“應該，應該。”毛澤東說：“要搞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毛澤東的要求不僅是對秦腔發出的改革指示，也是對整個傳統戲曲發出的進軍令，毛澤東要把民族傳統戲曲變成無產階級文藝事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成為革命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戲曲晚會一結束，柯仲平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實毛澤東的指示。第二天，柯仲平就開始籌建劇團工作。在延安師范學校的“鄉土劇團”和延安市“群眾業余劇團”的基礎上，經過調整、充實，組成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由柯仲平任團長，張季純、馬健翎任劇務主任，隸屬陝甘寧邊區民眾娛樂改進會。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誕生的第一個革命戲曲團體，制訂有《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簡章》，詳細規定了劇團的名稱、組織機構及辦團宗旨等內容。
1938年7月4日，民眾劇團在延安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演出，演出劇目是秦腔現代戲《好男兒》。當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轟動了延安城鄉，所以7月4日這一天被定為陝甘寧邊區民眾劇團建團日。這是秦腔演“新的革命的內容”劇目的肇端，標志著秦腔藝術走上革命道路，獲得新生。
民眾劇團成立了，但困難重重，沒有口糧，沒有住處，沒有服裝道具。當時糧食供應緊張，民眾劇團人員口糧沒有列入預算，政府不予供應，全靠文協同志下鄉節余的糧食過活。柯仲平去找毛澤東，毛澤東當即從稿費中批了300元給民眾劇團解決困難。柯仲平花了100元置了一些必須的演出用品，剩下的經費舍不得花，裝在貼身的圍兜裡，日夜不離身，隔了好多天一看，圍兜成了虱子窩。后來，一有困難，或哪個團員鬧情緒，柯仲平就指著圍兜說：“你們看，黨中央、毛主席在關懷著我們。”以此來激勵大家。
有一次，毛澤東到陝北公學去作報告。柯仲平當時正在那裡向來自各地的同學們搜集歌謠。毛澤東見了，問柯仲平在做什麼，柯仲平說在記錄歌謠。毛澤東說：一個人記錄多慢呀！你為什麼不去找成（仿吾）校長，要他多弄些紙來，裁好了發給大家，讓每個人自己寫出來，豈不是更好麼？柯仲平立即去找成仿吾，請同學們寫下自己掌握的歌謠，一次就收集了好幾百首。柯仲平后來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毛澤東為什麼這樣重視民間歌謠呢？主要是因為民間歌謠，深刻地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斗爭、生活，真實地表達了他們的思想、感情﹔在藝術上豐富、生動、剛健、清新。”
1939年2月，柯仲平帶領民眾劇團離開延安，深入陝北邊遠山鎮作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還有少量眉戶和秧歌劇。陝北當時雖為老解放區，但人們以秦腔藝術接受抗日救國理論，這還是首次。這次巡回演出，行程約1200公裡，所到城鄉30余處，在軍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毛澤東曾對朱德說：“民眾劇團經常深入群眾，宣傳革命理論，這很好。”
這次巡回演出歷時4個月，於1939年6月回到延安。民眾劇團首次外出演出影響重大，受到途經各地的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也受到了各地的黨政部門的重視。人稱“第一次小長征”。劇團還沒有回到延安，演出獲得成功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延安。劇團歸來時，毛澤東送來100元，李富春送來100元，賀龍送來20元，民眾劇團全團為之振奮和感動。在這次“小長征”之后，民眾劇團被安排住在中央所在的楊家嶺隔壁，被正式列入政府預算，歸屬中央宣傳部和邊區黨委直接領導。當時有報道中指出：“民眾劇團出發時本有三十人，歸來時已擴充至四十一人。自出發至歸來，步行二千五百裡，團員中雖有十二歲幼童，但無一掉隊者。”民眾劇團頑強的精神得到了黨中央領導的極大肯定。在劇團首次外出巡回演出的影響下，邊區的關中、隴東、三邊、綏德、延屬分區相繼建立了類似性質的劇團。
親改《國魂》為《中國魂》
毛澤東很關注民眾劇團的發展方向，他要求柯仲平等人通過秦腔作試點，由點及面，由淺入深，由此及彼，對傳統戲曲進行改造，使其成為革命文藝的組成部分，最終建立符合中國革命需要的嶄新的民族戲曲藝術。用毛澤東的話就是：“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是為新政治服務的。”這個反映新政治新經濟的文化，在當時就是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新文化。民眾劇團就是“要向著創造抗戰的民族大眾藝術文學這個方向努力”。
但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的思想還不統一，如何對待遺產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民族虛無主義，全盤否定﹔一種是“國粹”主義，一概接收。柯仲平、馬健翎在民眾劇團成立之初，就採取了正確的做法，明確提出：“不是要把過去的舊戲不要了，恰恰相反，我們還是熱烈愛護這些娛樂的。”“舊有的民間藝術，也是我們制造抗戰大眾文藝的一個最中心的基礎。”“創造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學藝術，正是我們今天應該努力的方向。”他們要利用秦腔這一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裝進抗日救國的新內容。這種做法，當時稱為“舊瓶裝新酒”，即是“運用舊的民族形式，創造新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的核心是“喜聞樂見”，即就是“中國大眾的喜聞樂見”。這種“新民族形式”，“中國大眾的喜聞樂見”，就是新秦腔。用老百姓的話說：“它能叫我們娛樂，又能教我們懂得打日本的事。”藝術家們給這個形式取了個名字叫“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
民眾劇團的團歌唱道：“你們從哪搭來？從老百姓中來。你們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劇團團旗上寫著：“大眾藝術野戰兵團。”舞台兩邊貼著對聯，上聯：“中國氣派，民族形式，工農大眾，喜聞樂見”﹔下聯：“明白世理，盡情盡理，有說有笑，紅火熱鬧”。橫額是：“團結抗戰”。陝北老鄉用《信天游》來贊頌劇團：“雞娃子叫來狗娃子咬，咱們的民眾劇團過來了”﹔“一杆大旗鹼畔上插，我把你親人迎回家”﹔“黃米饃饃就酸菜，我把你劇團沒錯待”。鄉干部們也紛紛說：“你們演一天戲，勝過我們工作一個月。”在陝甘寧邊區文教會上，民眾劇團被授予“特等獎旗”。民眾劇團這種明確的做法，卻招來了一些人的非議，認為是“雕虫小技”、“瞎胡鬧”。王明就認為民眾劇團搞的是“下裡巴人”的“豆芽菜”，千年也成不了氣候。
1938年，馬健翎創作了話劇《國魂》，寫的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通過黨的地下組織打入日軍內部進行抗日的故事，用方言排演。第一次為抗日軍政大學師生試演，毛澤東看了戲很高興。他隨即接見了馬健翎，說：“你這戲寫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馬健翎就把它改成秦腔。秦腔《國魂》演出時毛澤東再次觀看，並給柯仲平寫了一封親筆信，信中說：“請你轉告馬健翎同志，應當把這個戲的名字由《國魂》，改為《中國魂》。”這雖是一字之改，卻是畫龍點睛之筆，更加突出了愛國主義的主題思想。此后，這個戲就以毛澤東親自命名的《中國魂》為名，流傳到各個抗日根據地，解放后還在西安等地重新恢復演出，反響強烈。
革命任務的需要，血與火的召喚，文藝家們懷著救國救民之心，以極大的政治熱情，為配合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創作排演了大量革命現代戲，如《好男兒》、《查路條》、《三岔口》、《干到底》、《兩親家》等。這些戲有揭露國民黨反共反人民丑惡本質的《抓破臉》，配合大生產運動的《大家喜歡》、《十二把鐮刀》等。新的革命現代戲所描寫的都是工人、農民、八路軍指戰員、進步知識分子等勞動人民，如義勇軍鄭二虎、老農婦劉姥姥、地下黨員知識分子唐俊峰、抗日游擊隊長吳剛、青年鐵匠王二等。他們都成為戲曲舞台的主人，時代的主宰者，歷史巨輪的推動者，一改秦腔舊劇目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霸佔的局面，把被封建統治階級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了過來。創業的藝術家們，正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以其超常的膽識丟掉全部舊有的封建內容和部分傳統舊形式為代價，換來了為火熱的政治斗爭服務和採用現實主義表現手法並深受廣大群眾歡迎的新秦腔。
鼓勵發展“新秦腔”
1942年5月召開的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步驟，旨在解決當時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問題，使其自覺地為工農兵鼓與呼，使文學藝術形成有效的文化戰斗合力。引以為榮的是，由於當時特殊的地域環境、政治條件等原因，毛澤東有許多關於文藝的方針政策，是以地方性為發端，然后上升為普遍性的指導。誠如著名評論家胡採回憶他當年聆聽《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的情況：“毛主席總結、研究、吸取了多方面的經驗教訓、情況和問題，其中也包括民眾劇團的經驗在內，發表了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思想光輝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5月26日，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了第二次大會。在這次的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澤東沒有發言，主要聽取與會者對文藝問題的意見，並認真作了記錄。據出席會議的溫濟澤回憶：當時會場很活躍，爭論得很激烈，那種民主氣氛是后來難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話甚至很出格，蕭軍說你們共產黨人的整風是“露淫狂”。而一位作家從“什麼是文學藝術”的定義出發，講了一個多小時文學基本知識，引起了大家的不滿。最讓毛澤東滿意的，是民眾劇團負責人柯仲平的發言。
柯仲平操著雲南話，結合自己率領劇團到各地演出大受歡迎的情況說，劇團離村的時候，群眾戀戀不舍地送得很遠，並給了許多慰勞品。他幽默地講道：“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到我們所在地區找劇團，怎麼找呢？你們隻要順著雞蛋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到會的許多人都笑了，毛澤東也笑了，接著他的話頭說，普及工作還要和提高工作相結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
據民眾劇團成員回憶，當時有人問柯仲平，為啥三十幾歲，就又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柯仲平笑笑說：“工作需要麼。別人是倚老賣老，我和馬健翎是倚小賣老。民眾劇團都是年輕娃娃，在老鄉們眼裡，青年人嘴上沒毛，說話不牢。現在兵荒馬亂的，你不喬裝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我拿著這根棍，不管老鄉是男是女，一見長著胡子拄著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會讓你進他家的門。這樣，你不就與他拉上話了嗎？”而他們的許多“新秦腔”創作，也正是這樣“與老鄉拉家常拉出來的”。
1992年11月7日，林默涵發表於《文藝報》上的《柯仲平與民眾劇團》一文說：毛澤東在講話前，“找來了許多位作家交談，征求大家的意見，可見毛主席的思想、觀點，是從群眾中來的。經過綜合、提煉、形成科學的理論，反過來又到群眾中去，指導群眾的革命實踐。這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柯仲平同志和民眾劇團的藝術實踐，也對毛主席的文藝思想和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后，柯仲平向全團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和會議情況，對大家鼓舞很大。更為值得慶幸的是，1944年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演，講話中明確提出要有“新秦腔”。如果說，毛澤東在火神廟看《五典坡》時所作的指示是召示性的號召，而這“新秦腔”的提出，便是具有總結性的論斷。從此，秦腔踏上了艱巨的改革之路，同時也步入了健康發展的輝煌時期。
隨著斗爭形勢的發展和要求，民眾劇團的創作和演出日益成熟，表現感染力增強。原來主要是小型的，這時主要是大型的，在政治上產生了更加巨大的力量，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特別是《保衛和平》、《血淚仇》、《窮人恨》等幾部大型劇目的上演，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政治影響，成為發動群眾、鼓舞戰士、教育新兵（俘虜）的“活教材”，看戲被部隊稱為“上大課”。新兵看完戲后，紛紛表決心，提保証，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解放全中國。劇團還編演了《反徐州》、《斬馬謖》、《魚腹山》等戲，豐富了演出劇目。
到生活中去，到群眾中去，把戲送到基層去，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文藝思想。《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民眾劇團下鄉八年》的文章稱：“抗戰八年，下鄉最多的是民眾劇團，平均每8天有3天在鄉間，共走了全邊區31個縣、市中的23個縣，190余市鎮、村庄，演出14750場戲，平均兩天演一場，觀眾達260萬人次以上。創作劇本45個，改編15個。”
1942年9月，毛澤東為辦好《解放日報》第四版副刊，與副刊主編舒群反復商討，親筆抄錄了一份16人的撰稿人名單，柯仲平是其中之一，並在他的名字下注明：“以大眾化文藝及文化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萬二千字。”隨后，由中共中央辦公廳按名單發出了通知，請大家參加毛澤東組織的便宴。開宴那天，大家邊吃邊聊，盡興而散。隻有柯仲平仍舊坐在那裡，吃吃喝喝，沒完沒了。毛澤東叫警衛員送來三個碗，遞給柯仲平、舒群。柯仲平說，感謝你，是你批給300塊錢，讓我搞起這個劇團。毛澤東說，讓你去受苦受難。柯仲平說，過慣了，我願意同老百姓在一起。見時間不早了，舒群悄悄地寫了一個條子，想背著毛澤東遞給柯仲平，勸他罷飲歸去。不料卻被毛澤東看到截住了，他笑了笑把紙條撕掉，挽留兩人繼續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毛澤東才送到屋門口，望著他們走了。柯仲平酒喝多了，騎在馬上左右搖晃，終於跌了下來，舒群下馬攙扶，但已扶不起來，結果兩人東倒西歪都在地上呼呼大睡起來。好夢正酣的時候，被人叫醒，抬頭一瞧，發現竟然是毛澤東站在面前，還有延安唯一的一輛華僑所贈汽車，送他倆回去睡覺。
稱贊《保衛和平》演得好
1943年3月，陝甘寧邊區的秦腔劇團裕民劇社到延安，集體並入了民眾劇團。裕民劇社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民眾劇團傳統戲的表演程式和秦腔音樂，同時為民眾劇團團結、教育、改造使用舊藝人積累了經驗。民眾劇團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毛澤東很是欣慰。
1943年秋，毛澤東在棗園接見了柯仲平、楊醉鄉、馬健翎。他說：“請來‘三賢’，有二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們是蘇區的文藝先驅，一個抗戰劇團，一個民眾劇團，好像兩個深受群眾歡迎的播種隊，走到哪裡就將抗日的種子撒播在哪裡。”毛澤東又說：“雲南詩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勁，你們民眾劇團比抗戰劇團成立晚幾年，但也是在創作力量和物質件條極差的情況下誕生的。一個時期，靠種田做工寫劇本，走大眾化的道路，深入根據地，大寫根據地，連續創作和演出了《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等劇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這很好，既是大眾性的，又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這次談話是毛澤東對民眾劇團從誕生到成長、從劇目到演出、從生活條件到工作環境、從創作方法到藝術道路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評價，也是對劇團方向和道路的肯定。
毛澤東一直關注著民眾劇團的發展，經常看民眾劇團的戲。1946年10月，中共中央為歡迎王震和三五九旅從中原解放區回到延安舉行晚會，周恩來特意指定要民眾劇團演出《保衛和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陪同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戰員再次看了演出。毛澤東看戲時一邊鼓掌，一邊稱贊：“好！好！”第二天，毛澤東讓中宣部給民眾劇團寫表揚信，由柯仲平向劇團宣讀。
秦腔這一古老的劇種，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終於從固有的舊秦腔嬗變為新秦腔。這新秦腔不只是舊形式的利用，不是“舊瓶裝新酒”，而是一個徹底的變革。新秦腔作為一個地方劇種，在舊劇革命中，具有開創性，開了地方戲曲改革的先河，為中國戲曲的健康發展探索出新的道路，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帶頭作用。它向人們展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其正確的思想和方針、政策對待中國民族傳統文化藝術，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創舉，它在中國戲曲史上豎起一座高大的裡程碑。對此，專家學者多有評價。賀敬之說：“民眾劇團在我國革命文學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戲劇文化有重要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簡史》指出：“‘五四’以后，一些有志之士，包括梅蘭芳、歐陽予倩等，也都做過一些改革的嘗試，收效都不大。”“在抗日根據地，早有某些專業群眾劇團用舊戲曲形式演現代戲，因未解決上述問題，成績不佳。”“最有成績的是柯仲平、馬健翎領導的民眾劇團。他們對當地農民熟悉的劇種秦腔進行了改革，稱為新秦腔。”后來梅蘭芳等獲知毛主席說過“秦腔是對革命有功的戲”，於是到西安學習民眾劇團，讓京劇也能很好地表現現代生活。
1949年6月，一野政治部將民眾劇團一隊正式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政治部宣傳隊(簡稱一野宣傳隊)，但是部隊指戰員們還是習慣親切地叫民眾劇團。民眾劇團的名稱一直用到1950年1月。新秦腔像一面鮮艷的紅旗，高高地飄揚在神州大地上，它標志著毛澤東文藝思想在秦腔改革中取得的偉大勝利，今后還將取得新的、更大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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