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摘要]“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一生中永远记取的教训。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毛泽东的反思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等等。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他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遭受严重挫折的“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隐痛，也是他一生永远记取的教训。这场运动，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但他也是党内高层中较早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努力进行纠正的。
从1958年冬发现“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下50次谈论这场运动的错误和教训，这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里有大量记载。他的反思，体现出从承担责任到初步纠正，从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到沉下来摸索建设规律，进而如履薄冰地对待经济实践这样一种心理轨迹。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对经济发展速度，似乎总是心存余悸，以防止宏观经济再出现大起伏大折腾，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在同一条河流里两次失足。
一、“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
从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断毛泽东是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站出来，就“大跃进”运动的错误进行自我责备和明确承担责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稿中，毛泽东就有自我批评的话，并就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但是在与会者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部分省委第一书记再次提起：“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负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是没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页。）此后，他不断地讲：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115页。）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共产风”比1958年刮得还厉害。（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11页。）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67页。）受了惩罚，就要检讨。现在我们受惩罚，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该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页。）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对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上面那些话，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范围不可谓不广泛，心情不可谓不沉重，态度不可谓不坦诚，自我批评不可谓不严厉，纠正错误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
承担责任，是为了汲取教训。不是说对“大跃进”只有毛泽东才有责任，才需要汲取教训。邓小平1980年明确讲，“‘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毛泽东也曾从上到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作了划分，意思是“大跃进”走的弯路，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县委。他说：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起热。这个教训大啦，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75页。）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认真汲取教训是改正错误的前提。在中央领导层中，毛泽东谈论“大跃进”教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他希望：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想想那几年闹了多少笑话。（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81页。）直到1970年，他还感慨：管经济很不容易。我们早先不会搞。少不要紧，但搞得太急了，会吃亏的。能办的就办，办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讲老实话，说实在办不到，将来有希望。（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由此可见，“大跃进”带给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频道精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