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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汲取“大跃进”教训的【5】

陈晋

2016年06月15日07:4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五、“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

从根本上说来,毛泽东从“大跃进”运动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训,是真切地体会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很不容易,进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讨论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264页。)。随后,又写了篇《十年总结》,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420页。)。此后还感慨,对经济建设,“十二年我们还没有学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1页。)。

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是一件让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头痛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一开始也是豪情万丈。列宁比较早地冷静下来。他在1922年和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罗夫谈话时提出,不要当诗人,不要说大话,“由于养成的习惯,我们经常用革命的诗歌代替干实事。例如我们不假思索地说什么再过5至6年我们将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共产主义,完全的平等和消灭阶级”。

30多年后,毛泽东几乎面临着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东范县的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讲,全县两年可实现工业化、电气化,农业生产万斤化,科教文卫事业大发展,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让“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尽管觉得“时间似太促”,但心里是高兴的,认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94页。)那时,不少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都觉得,搞几年“大跃进”,不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还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运动的挫折让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此后,他不仅不再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宣传也相当低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不能急,成为他的口头禅。他常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硬去实行,要受惩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597页。)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不要提“前列”。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52页。)有帝国主义存在,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又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在帝国主义统统打倒的情况下,全世界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哪一年建成共产主义也还是说不定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71页。)1969年6月下旬,毛泽东修改一篇社论时,将文中“社会主义强国”改为“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58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步伐都保持了低调,显然与“大跃进”带来的警示和教训有关。

“大跃进”运动带来的这个警示和教训,不仅有益于中国慎重看待并相应调整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步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建设也是有启发意义的。毛泽东晚年接见了许多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好感的外国领导人,会见时总是把“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教训介绍给那些愿意向中国学习的外宾,提醒他们建设国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规律,不要着急。比如,他对乌干达总理奥博特说:我们犯了错误,要搞多,要快,结果证明是不行的。经济要逐步上升,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8页。)对印尼客人说:搞经济不要太性急,我们早几年吃了太性急的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32页。)对越南的胡志明讲:建设可以逐步发展。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2页。)对尼泊尔王国太子比兰德拉说:要把煤、钢、机械等工业搞起来,需要很多时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8页。)对刚果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乌尔说:你们现在愁你们的经济,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我们犯过许多错误,你们不要走我们的弯路。(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12页。)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纠结于“悲情”和“赶超”这两种心态。“悲情”缘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赶超”是由“一穷二白”的国情所逼。这两种心态互相激发,转化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认识,促使从上到下都想在短时期内用非常方式改变落后面貌;同时以为,只要大幅地改变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地激发出超越其他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强大繁荣也就指日可待。“大跃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毛泽东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回归常态,他对外宾讲的“发展只能根据可能,不能只按照需要”,就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常态的经典表达。

毛泽东一生成功地做了许多大事、难事,但“大跃进”运动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错事。对这件事,他先是不诿过,接着是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举措,然后不厌其烦地谈论、总结和反思,着实把“大跃进”运动这口教训之井挖得很深很深。这突出反映了他不贰过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也说明了毛泽东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绝不在同一类事情上两次犯错。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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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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