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
三、“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
作为“超英赶美”战略的重要步骤，“大跃进”运动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诸如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教育，甚至大办副食品基地、大办养猪等等，结果是事与愿违，留下不少烂摊子。对此，毛泽东的感受是：我们本来想搞快些，反而慢了。1958年到1960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整得我们好苦。经过了这些挫折，我们懂得了要谨慎，改正错误。（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31页。）
从那以后，毛泽东看待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格外谨慎。他绝口不再提“超英赶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别人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他总是要把计划中的指标往低处压一些，说不出理由的，也要让人们做好完不成任务的心理准备。他甚至产生了一种宁慢勿快、宁少勿多的想法，总是强调步步为营，时时提防经济冒进。比如，他提出：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523—524页。）水利、工业都不能冒进，要分步骤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75页。）
有件事值得一说。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湖北听取王任重汇报农业机械化工作后，非常感兴趣，想搞一个五到十年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计划，争取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让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此，他让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讨论这项计划，还给刘少奇写了封长信谈论自己的设想。但不久他犹豫起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给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确。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陈伯达谈。找他们一谈，就知道不准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9页。）准备大搞农业机械化运动的设想，随后也不了了之。看来，他终究担心这个决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则不达的被动局面。
在粮食生产上，毛泽东此后对高指标的做法一直保持着警惕，屡屡给一些颇有雄心壮志的地方领导干部泼冷水。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讲：你们现在亩产500多斤，五年达到800斤，每年增长50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吗？（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1页。）中南局负责人汇报，黄淮区域准备到1970年亩产达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毛泽东听后并不兴奋：你们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达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达不到。看来需要再长一些时间，再多十年实现也可以，不能勉强，勉强是不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52页。）湖南省委负责人对他讲，湖南今年增产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泽东当即指出：一年增产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了。你们的农业厅长一年就要跨过“纲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提出了粮食增产目标：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是不懂农业生产吧？少讲一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60—561页。）。湖南省委负责人希望他为韶山灌区题词，得到的回答是：要高产才算，灵了再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95页。）这些撤火的话，与毛泽东“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劲头，简直是判若云泥，反映出他内心世界似乎有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余悸。
发展经济总是要做计划，做预案，在计划经济时代，还要制定很具体的指标。“大跃进”运动后，毛泽东对待经济发展计划的心态，一贯是宁可保守，把困难估计充分一些，甚至是一看到具体的指标数字，就似乎有种条件反射式的挑剔。
1964年，在酝酿1966年到1970年实施的“三五计划”时，毛泽东多次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汇报，发觉各方面要求上项目的势头又起来了，立刻表示：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以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有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48页。）1965年“三五计划”方案出来后，毛泽东看了不太满意：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门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们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1600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00、501页。）由此，他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结构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还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由此，“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从最初设想的1080亿元降到850亿元，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到1969年，又该制定经济计划了。中央二三月间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特意交待：“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231页。）一年后，准备在1971年至1975年实施的“四五计划”方案出来了，毛泽东表示：我看了计划会议的文件，这次计划会议是20年来最好的一次计划会议。但是我就是担心口子开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产4000万吨钢，还要搞7000万吨石油。（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92页。）现在我们还没有超过2000万吨钢。在1000万吨到1800万吨钢之间来回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现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52页。）正如毛泽东担心的那样，“四五计划”中的4000万吨钢产量指标，确实制定得冒了，1975年才达到2390万吨，直到1983年钢产量才达到4000万吨。
在战争年代，消灭敌人，壮大自己，虽然也有不能实现目标和计划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完成任务的，有时候甚至还会取得超乎意料的胜利。诸如淮海战役以少对多硬是啃下了硬骨头；关于解放战争，毛泽东最初预计要打五年，结果只打了三年。刘少奇在西柏坡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到：“早日胜利，可能是‘胜利逼人’，而多有两年准备，胜利得比较圆满一些，我们应当很好准备。”此时，毛泽东插话说：“全国胜利恐怕还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国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实行减租减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页。）结果是只用了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中间并没有经过减租减息的阶段。或许受过去经验的影响，毛泽东觉得，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既然能够创造飞跃式前进的奇迹，取得意外的胜利，在我们取得了政权，群众热情又空前高涨的情况下，鼓鼓劲，创造打“经济仗”的奇迹又有什么难处呢？然而“大跃进”运动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打“经济仗”心理底线开始收缩，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经常讲的，“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回到了他在1955年3月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也强调过的“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这样的决策心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底线思维”。
频道精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