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撥亂反正勇擔當 改革開放奠基業

1980年9月，習仲勛（左一）視察湛江時與青年親切交談。

1998年10月，習仲勛和夫人齊心在深圳迎賓館。

盛夏的中英街，熙熙攘攘，如常迎來全國各地的游客。這條位於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的街道，長不足500米，寬不夠7米，卻因見証中國近代以來的百年歷史風雲而名揚海內外。

38年前，也是酷熱的7月，一輛7座的面包車開到這裡，一位身材魁梧、頭發花白的老人從車上走下來。老人看到街心界碑那邊的香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而內地這邊一片冷清、荒草叢生，他陷入了沉思。

他就是時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勛，這是他到廣東后基層調研的第一站。3天的調研讓他深受震撼：不能再搞過去那一套了！必須發揮廣東毗鄰港澳的優勢，對外開放，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

1978年4月至1980年11月，習仲勛主政廣東兩年八個月，先后擔任省委第二書記、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省長，以巨大的改革勇氣和忘我精神，帶領廣東人民率先投身於改革開放的歷史洪流，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立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生命的最后12年，這位廣東改革開放的主要開創者和重要奠基人，踐行“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的承諾，在深圳安享晚年，深情守望著這片改革熱土。

習仲勛的名字，已經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將永遠為廣東人民所銘記。

南粵足跡

“把守南大門”

迅速點起廣東思想解放這把火

1978年4月5日，65歲的習仲勛辭別家人，帶著大女兒橋橋乘飛機到廣東赴任，“把守南大門”。當時，他剛剛“重見天日”。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冤案牽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他被審查、關押、監護了16年，歷經劫難，粉碎“四人幫”后終於盼到平反出頭之日。

1978年2月24日到3月8日，習仲勛作為特邀委員在北京出席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會議期間，葉劍英元帥見到習仲勛，不禁愣住了：“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

原來，習仲勛在逆境中堅持用“特殊方法”鍛煉身體。在河南洛陽，習仲勛被關在一間小房子裡。他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時開始從1數到1萬，然后再退著走，從1萬數到1。習仲勛說：“我為了要為黨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鍛煉毅力，也鍛煉身體。我對共產黨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認為黨中央對我總會有個正確結論的。”

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而且廣東問題比較復雜，還有大量冤假錯案沒有平反，經葉劍英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勛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領導干部，主持廣東的日常工作。

抵達廣東的第二天，4月6日上午，習仲勛就出席了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他真摯地說，北方水土養育了他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

習仲勛履新一周，葉劍英到廣東視察。在聽取了習仲勛關於廣東工作初步設想的匯報后，葉帥以六句話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制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習仲勛在廣東工作期間，一直把這六句話作為座右銘。

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一場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思想解放運動正式拉開序幕。在“氣候還不太明朗”的情況下，習仲勛在全國省級領導干部中最早一批站出來，旗幟鮮明地表態，支持真理標准大討論，有力地推動了廣東干部群眾的思想解放。作為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在5月13日全文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如果不是習仲勛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廣東思想解放這把火就很難迅速點起來。他帶領全省開展整風運動，徹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使廣東思想混亂的局面得到改變，全省工作重點迅速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平反冤假錯案

頂住壓力為20多萬人昭雪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和此前的政治運動，給廣東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和歷史遺留問題。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迫在眉睫，也是人心所向。習仲勛到廣東上任后公開表示：“必須堅決落實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統一戰線政策、僑務政策、民族政策。”

一封封申訴書寄到省委。習仲勛指示復查案件，逐一解決。他不滿足於看省委信訪辦公室送來的信件，指示秘書經常去接待室傾聽來訪者的申訴，外出抄寫要求平反的大字報。

他堅決貫徹中央“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的方針，雷厲風行，處理了污蔑彭湃、殺害彭湃親屬的冤案，為廣東“地下黨”平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鏘雲、朱光、周小舟、鄧文釗、馮燊、饒彰風等省級領導平反昭雪，隆重舉行追悼會。他親自處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反地方主義”問題。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國內外影響較大的所謂“反革命集團案件”。1974年11月，廣州的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鬧市區北京路張貼大字報，抨擊當時不完善的民主與法制，矛頭直指林彪集團，還不點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極“左”活動。江青得知后震怒地說，這是“解放后最反動的文章”。李正天等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978年底，省委決定，“李一哲”案件應予平反。習仲勛先后10次接見李正天等人，誠懇耐心地做他們的工作並聽取意見。有一次，他足足談了3個小時，直至次日凌晨2時半。他說：“我已經是66歲的人，連續四個晚上連澡都沒有洗。”每次談話，他都是苦口婆心、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春風化雨般平息了風波，順利平反。

復查廣東“地方主義”案件，習仲勛投入了極大精力。盡管遇到了極大阻力，但習仲勛還是堅持復查這一歷史積案。當蒙冤的廣東省委原書記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擔憂地問起，習仲勛堅決地回答：“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我被擠出廣東﹔另一種可能是把為地方主義平反搞成。”1979年10月，中共廣東省委正式發出《關於復查地方主義案件的通知》。1983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馮白駒、古大存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一大批受牽連的地方干部先后恢復名譽。

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先后有20多萬人得到平反昭雪，籠罩在5000多萬廣東人心中的極“左”陰雲煙消雲散，阻礙改革開放的思想枷鎖已經被打開。

力推經濟體制改革

深入基層調研和群眾一起排隊買魚

當時的廣東，農業凋敝，工商不振，每年偷渡逃港者數以萬計。赴任廣東不久，習仲勛收到市民來信，裡面裝著無法兌換的五毛錢的魚票。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他。

時任廣東省委工作人員回憶：習仲勛剛來廣東時，住在珠島賓館4號樓，交通科門口有個賣魚賣肉的小檔口。那時買魚買肉要憑票購買，要排隊。習仲勛也在早上5時多鐘和群眾一樣去排隊，體驗群眾的生活。后來，他在省委會議上說：“廣東四季常春，魚米之鄉沒魚吃。這樣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會主義不是貧窮，要盡快提高生活水平。”

作為毛澤東曾贊譽的“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習仲勛決定深入基層調研，尋求廣東發展新路。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冒著酷暑，爬山越嶺，到梅縣、汕頭、惠陽“東三區”21個市縣考察一個月。

“廣東夏季炎熱，當時沒有什麼空調，習老怕熱，60多歲的人了，經常手持一把葵扇，照樣跑基層、上會場。”習仲勛到廣東工作后，時任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調任省委副秘書長，跟隨他跑了全省許多地方。習仲勛常說：“長期呆在機關裡，不下去，就無法了解實際情況，人民的呼聲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聲也反映不上來。各級黨委書記要多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才能實現正確的領導。”

很快，習仲勛親自挂帥，廣東從農業領域入手，大刀闊斧地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成為名副其實的改革開放“領頭羊”。

他親自兼任省農業委員會黨組書記和主任，推動全省迅速發展“三定一獎”“五定一獎”等經濟責任制，及時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他到從化調研，發現那裡正在試驗的“產量承包責任制”很好。當得知有的領導對試驗有顧慮，他堅決地說：“隻要能增產就是好辦法，怕什麼？這兩個大隊我已經批准他們繼續試驗，錯了我負責。”

當時，清遠沖破束縛，在國有企業中實行超計劃利潤提成獎，讓獎金與經濟效益直接挂鉤，極大提高了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人尖銳批評：發放獎金，是資本主義的“物質刺激”和“獎金挂帥”。習仲勛認為，“清遠經驗”對國家、集體、個人都有利，國家始終佔大頭，可以解決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值得肯定。他形象地說，“‘清遠經驗’是我們自己創造的，土生土長的，大家熟悉，學起來容易。不要老是牆內開花牆外香，家裡也香。”在他的力推下，“清遠經驗”很快在全省推廣，並走向全國，成為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工業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張名片。

習仲勛反復強調，“隻要對人民有利，對國家有利，我們就干，膽子大一點”。廣東在全國率先放開政策，縮小統購統銷的商品品種，從100多種減少到20多種，最后減少到8種，物資大大豐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創辦特區先走一步

大膽要求中央“放權”讓廣東放手干

偷渡外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廣東面臨的一個特殊社會問題。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勛來粵后第一次到基層調研，選擇在逃港問題最嚴重的寶安縣。耳聞目睹“界河”兩岸和中英街兩邊貧富懸殊，他急於尋找真實原因和解決辦法。

去沙頭角時，看到兩個偷渡者被邊防軍銬在路邊，他要立即下車調研，在陪同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的建議下，才改為歸途時再到蓮塘臨時收容站了解情況。歸途時雖然天已黑，尚未吃晚飯，他還是按原計劃到收容站調研偷渡原因。偷渡者告訴他，我們窮，收入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習仲勛深受震動：“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

實際上，中央已在謀劃改革開放。1978年春夏，中央先后派出三個考察組去境外考察。其中一個由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組成的經濟貿易考察組，在香港、澳門考察后，建議廣東把寶安、珠海兩縣改為兩個省轄市。這與習仲勛的想法產生了共鳴。廣東省委向考察組提出了在毗鄰港澳的地方建立試驗區的大膽建議。

1979年1月，廣東省委決定寶安縣改為深圳市，珠海縣改為珠海市。3月，國務院同意兩縣改為省轄市。此前，國務院還批復同意《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及在蛇口建立工業區的報告，並指出：“凡是看准了的，說干就干，立即行動，把它辦成、辦好。”

這時，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在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這更堅定了習仲勛和廣東省委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決心和信心。

4月3日，習仲勛赴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習仲勛擔任中南組召集人，提出給廣東放權的要求。他說：“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我們省委討論過，這次來開會，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干。”

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會，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谷牧等參加。習仲勛再次鄭重提出，廣東打算仿效外國加工區的形式，進行觀察、學習、試驗，運用國際慣例，在毗鄰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僑鄉汕頭市劃出一塊地方，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初步定名為“貿易合作區”。他甚至說了一句“出格”的話：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這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上去了。這個敏感尖銳、坦蕩直率又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和共鳴。

鄧小平插話說，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如果廣東、福建兩省八千萬人先富起來，沒有什麼壞處。

會議期間，習仲勛在懷仁堂向鄧小平作了專題匯報。鄧小平非常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當聽說“貿易合作區”的名稱定不下來、意見不一致時，鄧小平不假思索地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根據鄧小平的建議，中央作出關於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有利條件和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的決定。

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省的報告，也就是廣東干部群眾盼望已久的“中發﹝1979﹞50號文件”。文件給廣東、福建兩省在計劃、財政、金融、物價等方面以較多的自主權，並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

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施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后，負責籌建特區的廣東省委原書記吳南生發現：“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樹林中准備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兩個多月后，習仲勛調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離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發會議紀要，清楚寫明：“中央授權給廣東省，對中央各部門的指令和要求採取靈活辦法。適合的就執行，不適合的可以不執行或變通辦理。”這是習仲勛為發展伊始的廣東爭取到的一把“尚方寶劍”。

守望改革熱土

“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在深圳迎賓館的“蘭園”別墅，一棵榕樹巍然挺立，綠意盎然。這棵榕樹，是習仲勛2000年親手種下的。“我一見到這棵榕樹，就想起了父親，在我心目中，這已成為他老人家扎根南粵大地的一個象征，他永遠和南粵大地這片熱土上的人民在一起。”習遠平說。

習仲勛一直惦記著廣東的改革發展。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期間，他多次回到廣東考察，勉勵廣東要不斷總結經驗，充分發揮綜合改革試驗區先走一步的作用，在各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1990年后，他回到廣東。據工作人員統計，除在珠海短住一陣，從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離開深圳返回北京，他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個月20天。他深情地說：“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著深圳發展。”

他的生活非常有規律，很少出門參加活動。中央和省領導來看望他，習老總會說：“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設好。”

晚年隻參加過兩次大的活動。一次是新中國成立50周年，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他感嘆地說，“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另一次就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10周年慶典。有時候，他想看看深圳的發展，就讓工作人員開車帶他出去，老人邊看邊說：“深圳真是一天一個樣啊！”

“父親晚年，守望深圳，守望廣東，守望這塊他付出心血汗水的南粵大地，默默注視、關心著它的變化。他不說什麼，也不做什麼，只是每年國慶、元旦、春節等重大節日，在《深圳特區報》上發表一篇‘祝辭’，表達他對這塊熱土的期待和對這裡人民的摯愛。”習遠平在回憶文章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