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遠生
2016年10月12日08:0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聲明：本文（含圖片）原載於《湘潮》2016年第9期，系《湘潮》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鑒今。一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以下簡稱《九十年》）在手，中共黨史90多年的風雲變幻、光榮夢想和苦難輝煌，一覽無余，盡收眼底。二三十年前，二胡（胡喬木、胡繩）領銜編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引領那個時代的高度，成為中共黨史撥亂反正的巔峰之作，黨史工作者愛好者的啟蒙讀物。較之前身《七十年》，作為一部貫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紅線的黨史基本著作，《九十年》青勝於藍，再領風騷，求實創新的豐碩成果比比皆是。
結構設計和章節標題的調適與求新
第一章標題由“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改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創立”，側重於初創建立﹔“創建”，側重於初創建造。一字之變，重在過程，全篇新意盎然。
其一：在歷史背景的闡述上，《七十年》主要平鋪直敘了從辛亥革命的爆發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相隔隻有10年，中國共產黨的老一代革命家們，幾乎沒有例外地參加過辛亥革命或受到過這次革命的深刻影響。而《九十年》則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兩大歷史任務”的概括，是中共中央對黨史認識的新觀點。這就使《九十年》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的研究和闡述，建立在新高度之上。
其二：《九十年》把原來“初期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開始傳播”“五四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廣泛興起”兩個目合並為一個目——“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主題更加集中，論述更加突出，文字更加精練。為更加濃墨重彩地展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的內容，節省了篇幅，增添了分量，使重點更重、亮點更亮。
其三：建黨一節中，第一次公布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前早期組織成員的58人名錄。一是一目了然，讓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與早期黨員第一次有了一個完整的數據和權威的名稱。二是直面爭議，把關於早期黨員數字歷來存在的爭議公之於眾，該書採納58人之說，沒有採納以往的53名、57名、50多名的觀點，體現了黨的創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編著者對歷史問題的負責態度。當然，就具體人名而言，並沒有形成定論，各地早期組織和成員仍然眾說紛紜。比如湖南籍早期共產黨員20人的名單，《九十年》增列了易禮容、陳子博，但沒有列蔡和森、陳為人。但不管如何，全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成員的數據總算有了一個權威的說法。
其四：關於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意義，《七十年》概括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燈塔，指明了中國人民的斗爭道路。中國革命要取得勝利，首先需要有一個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為之一新”。《九十年》則進一步概括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它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中國人民從來就勤勞勇敢、富於斗爭傳統。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第四章由題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改為“全民族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觀點更加鮮明，自信更加堅定，內容更加全面，闡述更加深刻，更加具有國際意義和世界眼光。
特別是，增設了一個目“確定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把《七十年》一書中稍嫌淹沒在黨的七大會議過程中的重大問題獨立出來，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對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堅持和發展，使《九十年》一書以思想性見長，更具理論指導價值。
同時，《九十年》還在此后再增設了一個目“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將《七十年》中黨的七大會議的結尾部分單列出來，進一步反映了2015年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重要講話的歷史評價和理論觀點，反映了黨史界、抗戰史學界研究的新成果。特別是對於近10年來全國性抗日戰爭財產損失和人口傷亡調研成果的吸收採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主要戰績的統計，充分証明了“中國共產黨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等原則觀點和歷史判斷。《九十年》對抗日戰爭歷史意義的總結概括更加深刻更加到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歷史轉折點，也對世界文明進步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第一，它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二，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使中國人民在精神上、組織上的進步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徹底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礎﹔第三，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弘揚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第四，它對世界各國人民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
《七十年》的第七章題為“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第八章題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九十年》修改為：第七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的良好開端和曲折發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對內亂的抵制與抗爭”。平心而論，這些敏感話題的修改是字斟句酌、獨具匠心，使立論更加准確、全面、客觀，使觀點更加貼近黨心民意。
《七十年》第七章的“七、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中，原來設有“中國和亞非拉國家的關系”“中美關系”“中蘇關系”幾個目，從標題和立意看，稍嫌四平八穩，似乎過於中庸。《九十年》第七章的“六、堅持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中，則進一步修改為“中國和亞非拉國家關系的發展”“中美對抗和維護國家主權的斗爭”“中蘇論戰和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幾個目，在不卑不亢中盡顯國家利益觀和外交傾向性，更加本質真實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國際關系的真實角逐。
尤其精准的是，把《七十年》第七章的“八、政治上‘左’傾錯誤的再度發展和經濟上調整任務的勝利完成”“九、十年建設成就和探索中的兩個發展趨向”，過多地抽象地分析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和經濟建設理論分歧的內容，作了帶根本性的修改，改為《九十年》第七章的“七、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總結”，著重寫“十年建設成就和探索中積累的主要經驗”“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創業精神”“探索中的挫折及其原因”，正面闡述的分量更強更足更有說服力，也更能提振中國人民的精神和志氣。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是《七十年》《九十年》面臨的共同難題。比較而言，《九十年》少了幾分怨氣，多了幾分冷靜，少了幾分情緒化，多了幾分理性精神。這不僅體現在第八章標題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修改為“‘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對內亂的抵制與抗爭”，兩分法總比一點論更顯客觀實在，而且體現在對“文化大革命”責任和原因的歷史沉思和深刻開掘上。
如《九十年》第八章的開篇，就毅然刪節了原來《七十年》第二自然段對毛澤東個人的歷史批判，直接進入到“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開門見山，就事說事，不過多地糾纏於個人，更顯出歷史學家應有的境界、觀念和筆法，體現了大黨史觀的唯物辯証觀念和修養。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勝利”一目的標題，修改為“粉碎‘四人幫’”，也是合適的。
《七十年》寫道：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幫”的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評價帶有主觀意志和歷史的局限性。
《九十年》修改為：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起了重要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新的評價，更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其基本依據，源於2008年華國鋒同志逝世時中央審定發表的《華國鋒同志生平》所作的權威評價。
相比之下，《七十年》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總結，只是初步的。《九十年》單獨寫了一目——“‘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按照黨中央對“文化大革命”新的評價意見，進行了系統的梳理，條分縷析，更具說服力。特別是對“文化大革命”歷史教訓的5個方面的深刻反思和總結，切中要害，有理有據，發人深省。
《九十年》對於黨領導全國人民艱苦奮斗所取得的成就和開拓探索的成功經驗加以充分肯定。對於黨犯的錯誤及其后果，不是簡單化籠統批評了事，而是作全面的分析，並以嚴肅的態度和語言來表述，寫得恰如其分，目的完全是為了總結經驗，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以增長才干，使我們更好地前進。正如《九十年》“結束語”所明確指出的：“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錯誤、失誤和曲折呢？沒有一個政黨是不犯錯誤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得到教訓。既要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也要從別人所犯的錯誤中學習，而自己所犯的錯誤往往是更好的教科書。錯誤能夠成為正確的先導，但不是無條件地成為正確的先導，關鍵在於要善於總結經驗、以史為鑒，真正使錯誤成為正確的先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就是歷史，歷史不能任意選擇，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決不能丟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決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這是黨和人民在當今世界安身立命、風雨前行的資格”。
這正是我們學習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理論指導和基本原則。
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思想性藝術性統一的成功典范
《九十年》之所以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科學性、思想性、權威性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具有一系列的社會原因。《七十年》一書，為后來的研究者奠定了一定的高度和堅實的基礎。隨后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二卷，遞進深化，接續創新。時代的發展、改革的深入、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與時俱進，最重要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於中共黨史研究高度重視，給予理論指導和工作推進。這才使《九十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的具有時代高度、理論深度、歷史厚度的通史著作，實現了在“求歷史之實”的基礎上“求歷史之是”的史學發展。
對於毛澤東同志的歷史評價，成為《九十年》舉足輕重的關鍵一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3任總書記分別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對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不斷作出了權威的歷史評價。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紀念講話，代表黨中央的最新評價和最高評價。他強調毛澤東同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他總結說“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它培養的大批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贊頌毛澤東同志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於開拓的非凡魄力、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杰出高超的領導才能。而且指出毛澤東同志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制定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他第一次闡明：“我們黨對自己包括領袖人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使失誤和錯誤連同黨的成功經驗一起成為寶貴的歷史教材。”
顯而易見，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九十年》寫好有關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相關內容，提供了歷史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和典范。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重要論述，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中共黨史重大問題的標尺和典范。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九十年》一書，在《七十年》的基礎上，貫徹執行了關於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重要論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紅線貫穿始終，起到了提綱挈領、舉一反三的作用，使中國共產黨跌宕起伏、復雜曲折的歷史得到客觀實在、切合規律、符合人心的反映和評價。
《九十年》的一大特點是夾敘夾議，把基本的理論觀點寓於對歷史的生動敘述之中，不作空泛的冗長議論，既直書實錄，讓事實說話，又以史為鑒，開掘歷史的本質。引用許多材料和數字，是為了說明問題，不作材料的堆砌，也不搞平鋪直敘，史料和觀點融合自然。歷史的來龍去脈交代得很清楚，分析意見說得比較中肯，既有以史為主的豐滿歷史感，又有以論貫通的深刻理論色彩，真正對讀者有所啟發。
《九十年》貫徹了黨的十八大精神。黨的十八大對黨的90多年歷史作了精辟總結，指出：“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探索民族復興道路，是極為艱巨的任務。九十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歷史和現實雄辯地証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証統一，其形成是合理的，成就是輝煌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更大勝利是必然的。《九十年》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部目前為止最權威的黨史基本著作，正是因為它有幸建立在時代的高點和歷史的節點之上。
在立准立好史實的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給予深刻提煉
《九十年》一書，在立准立好史實的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進行了深刻的提煉，進一步豐富了《九十年》的歷史文化價值，拓展和深化了《九十年》的精神財富意義。
《七十年》開始重視研究分析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精神遺產，創造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時代結晶。但是，對一系列革命精神的概括和提煉，尚未達到精益求精、爐火純青的程度。
在《九十年》中，編著者在立准立好史實的基礎上，充分汲取本世紀以來歷屆黨中央領導同志對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的深刻闡述和權威界定，對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一系列革命精神進行了提煉與概括，極大地豐富了《九十年》的歷史文化價值，深化了《九十年》的精神財富意義，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寶庫增添了輝煌的篇章。該書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成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九十年》第一次完整概括了長征精神：“紅軍長征不僅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戰爭史詩，而且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同時指出：“在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領導干部何叔衡、賀昌、毛澤覃、萬永誠、古柏、阮嘯仙等和其他許多干部、戰士，先后英勇犧牲。瞿秋白、劉伯堅等被俘后，堅貞不屈，慷慨就義，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和崇高氣節。”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
《九十年》第一次精辟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戰精神：“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壯闊進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抗戰精神，中國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偉大的抗戰精神，是中國人民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克服一切艱難險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
《九十年》第一次記錄了毛澤東向黃炎培等國民參政員闡述“跳出周期律”的民主精神。
毛澤東回答黃炎培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這一史實，在《七十年》中沒有記載。《九十年》第一次褒揚了“艱苦奮斗、奮發圖強的創業精神”。“中國20世紀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個艱辛探索和積極進取的年代，是一個艱苦奮斗和意氣風發的年代。帶有那個時代特色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銘記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史冊上，彌足珍貴，永遠不會過時。”史實訂正和歷史評價方面更趨科學、准確、客觀在史實訂正和歷史評價方面，《九十年》比《七十年》更進一大步，更趨科學、准確、合情、入理、客觀、全面。如下列文字：《七十年》表述：1978年2、3月間舉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屆人民代表大會是“四人幫”還在猖獗的1975年初產生的，提前換屆顯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在這次大會上，華國鋒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大會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為副總理。與人民代表大會同時，舉行第五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鄧小平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政協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完全停止活動。它恢復活動，對於加強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間的合作，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有重要的意義。
《九十年》表述：1978年二三月間舉行的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葉劍英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繼續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任命鄧小平、李先念等13人為副總理。與此同時舉行的全國政協五屆一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全國政協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停止活動的政協重新恢復工作，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具有重要意義。
顯然，《九十年》刪節了——上屆人民代表大會是“四人幫”還在猖獗的1975年初產生的，提前換屆顯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將任命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為副總理改為——任命鄧小平、李先念等13人為副總理。政協恢復活動的意義，由加強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間的合作，加強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修改為——堅持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發展統一戰線。這些刪節、訂正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恰當的。
又如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認識和評價：
——《七十年》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意義作出如下評價：
全會鄭重地指出：“黨中央在理論戰線上的崇高任務，就是領導、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歷史地、科學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全會增選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等為中央委員。在這次全會后，雖然華國鋒仍擔任黨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為秘書長，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來說，鄧小平已經成為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九十年》則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要意義的認識更加深化和全面，作出了如下評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從這次全會開始全面展開，我國的改革開放由這次全會揭開了序幕，鄧小平理論也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這一切，顯示了黨順應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勇敢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強決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踏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偉大征程，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一個偉大轉折點載入黨的光輝史冊。
《七十年》第九章題為“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九十年》第九章題為“偉大歷史轉折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主題、立意、重點和貫穿的紅線都有所調整、有所深化、有所修正。這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此段歷史問題的最新認識，也反映了黨史學界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斷代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黨史基本著作在圖表數據運用上力求創新
黨史基本著作在圖表運用上的創新，既是黨史研究的新形式，又是黨史研究內容創新的有機組成，大大豐富了《九十年》一書的表現力和感染力。
《九十年》具有一般黨史基本著作難以企及的“可讀性”。它繼續保持了《七十年》要言不煩和“大寫意”的風格，把提綱挈領、突出重點的特點與“工筆畫”濃墨重彩、精雕細刻的特點融會貫通、巧妙結合，使讀者在閱讀這部黨史的時候，能夠見事見人見精神，而且緊跟時代發展，將讀文時代的傳統與讀圖時代的優勢大膽結合、力求創新，給閱讀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精心挑選的歷史圖片、史料，又有出彩繪制的地圖、示意圖、數據圖。這些形式上的創新，使閱讀者領略到了歷史的厚重和豐富，留下了浮想聯翩、觸景生情的空間，進一步拓展、深化了黨史研究的思想內容和珍貴史料的廣征博採。黨的文獻研究專家認為：全書採用雙色印刷，每個章節都撰寫了提要，配有大量圖片、圖表，裝幀大方，封面設計得當。總的感覺，選配合理，圖文並茂，增加了全書的生動性和感染力。這部黨史讀起來很吸引人，不覺得枯燥。
頻道精選
“紅色后代談長征”系列特稿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微信“掃一掃”添加“學習大國”
微信“掃一掃”添加“人民黨建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