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胡適、魯迅三種不同的長征觀的歷史見証與回答

《大公報》對長征的報道

對於長征，民國知識界看法是什麼？梳理民國時人對於長征的看法，有助於我們今日更好地理解長征。

《申報》對長征態度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識界對中共形象的認識

國統區公開出版發行、標榜“中立”的《申報》在長征期間，對紅軍長征的報道經歷了一個從蔑視紅軍力量，預言紅軍必定失敗，到報道國民黨重視紅軍有生力量、加緊“追剿”，再到正面贊揚長征的態度轉變過程。通過《申報》對長征態度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國統區群眾，特別是知識界對中共形象的認識。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遷出蘇區，開始“長征”。長征初期，《申報》基本上以國民黨輿論代理人的面目出現，對長征持貶斥態度。造成《申報》這種態度的原因既有國統區白色恐怖的打壓，也有《申報》對中共及長征缺乏了解的因素，更有對中共長征缺乏信心的考量。

蔣介石本以為可以“一路高歌”，達成所願，令他沒想到的是紅軍能夠屢次突圍成功。在此期間，國民黨方面對長征的態度由原來的預言紅軍必定失敗轉變為重視其有生力量，對其加緊“追剿”。

1935年6月初，中央紅軍全部渡過大渡河。隨后，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申報》和蔣介石對於紅軍長征的態度就此轉折。蔣介石改變以往輕視“赤匪”的心理，認為當前“剿匪”絕非易事，“各軍應認真整頓，勿再藐視赤匪”。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蔣介石的期望徹底落空。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沖破國民黨層層包圍，擺脫困境，《申報》才意識到自己報道的局限，開始重新審視中共領導下的長征。

抗戰爆發后，雖然《申報》對“長征”的報道不多，但在稱呼上，“逃竄”、“西竄”的字眼不再出現，開始以“長征”替代之，對紅軍的稱呼也由“共匪”、“赤匪”變為“共軍”﹔在詞語內涵上，由原來的貶義、負面轉變為積極、正面，也正是在抗戰開始后，“長征”漸漸成為紅軍的特定標簽。

1938年2月，上海地下黨翻譯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的中文版，為了更好地在國統區發行，書名改為《西行漫記》，部分內容也作了調整，盡管如此，該書仍被列為禁書。1939年4月，《申報》頗有勇氣地登出該書的書訊，“斯諾先生將西行漫記加以增訂，發行再版”，“許多不合時代之潮流和抗戰環境的地方，也都加以修正，是以內容較前更見精採”，書訊特別強調，“長征二五○○○哩即根據是項再版本譯出，堪稱西行漫記之最新版本”。武漢會戰結束后，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申報》指出：“中國唯一對日抗戰之希望，在於大規模之游擊戰”，而游擊戰被紅軍廣泛用於長征過程之中，“紅軍長征之成功，多靠南方軍隊之力，此種長征”，“被認為歷史上之偉大戰術”，“倘中國採取大規模之游擊戰，余相信彼等必可使日本連續受極大之打擊”。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共在歷練中早已轉變身份，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解放戰爭期間，《申報》上的“長征”也因國共雙方實力的此消彼長，而愈加正面，繼而成為中共游擊戰戰術成功的典型案例和中共軍隊頑強發展的特定標簽。正如《申報》所說：“從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共產黨開始他們出名的‘長征’，他們的目的在聯合各地共產黨達到一個偏僻而安全的區域。”“到一九三六年時，國共間和戰的循環告一段落。共產主義已形成一種相當強大的力量，不是國民政府任何方法所能壓制的。”

傅斯年、何茲全師生對長征態度迥異

1936年5月，剛從日本歸國不久的青年學者何茲全，目睹愈加動蕩險惡的時局，尤其對在國民黨重重“圍剿”下而被迫走上長征之途的紅軍深表欽佩，不禁感慨萬千，揮筆寫下《紀念5月說幾句舊話》一文。其中講道：“共產黨能號召一些青年跟著走，我們無論如何不能不承認其中有些是信仰問題。近年的‘剿共’，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部分人走錯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與學生同情長征的態度迥異，身為何氏老師的傅斯年，則對長征頗有敵意。在他看來，“中國的共產黨，何嘗恰是俄國或德國有主義有經驗的革命黨？中國的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無獨有偶，時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也認為共產黨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組織性、紀律性、指導思想上大大勝於過去的流寇。

傅斯年、蔣廷黻等人對長征持如此態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們試圖因循武力統一的路徑,以此結束“五代式”的混亂局面。其次，他們長期置身於國統區，始終單方面接收國民黨的宣傳,且沒有親身赴蘇區對紅色政權進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也制約了他們對共產黨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認識,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代表中國的隻能是處於正統地位的國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動搖也是不容動搖的，從而把諸多希望寄托於國民黨。蔣廷黻也無奈地承認“在中國,我們無法知道共產黨究竟是怎樣改造鄉村及社會”的,所以對它的認知僅僅觸及問題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為主的價值預設。

丁文江、胡適認為國共兩黨的關系是政敵而非“匪”、“寇”

當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政界、學界乃至廣大民眾所關注的焦點更多在於日本侵略問題。據曾與蔣廷黻一道進入國民政府任職的學者何廉描述，“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日本的軍事威脅已足以引起中國的權威方面要求和日本立即攤牌。這包括了所有反蔣分子：桂系軍事集團、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產黨、天真無邪的學生集團，高喊要和日本人決戰，還有知識分子。我必須說其中也有例外，例如北京地區比較現實的集團，此中有胡適、蔣廷黻和丁文江等。他們十分清楚，現在和日本作戰為時過早，后果隻能是民族自殺一途。這后一集團是支持蔣的政策的，那就是先統一，再和日本決戰。”何廉將丁文江、胡適與蔣廷黻歸為支持國民政府政策的知識群體，這大體不差。不過同是民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代表人物，丁文江、胡適則認為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是政敵而非“匪”、“寇”。他們提倡：“我們對於政府，要請他們正式承認共產黨不是匪，是政敵”，是“有組織，有主義，有軍隊槍械的政敵”，且不是普通的政敵，它建立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相對峙的第二個政府，“政府之下，一樣有委員、主席，有軍長、師長﹔政府之上，一樣有黨部，有黨員”。他們有嚴密的組織，有共同的信仰，有行之有效的政綱，又有國際背景，亦不能與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軍或是“匪”來等同視之。

既是政敵，自當採用現代政治的途徑即和平解決國共爭端。在丁、胡等人看來，國民黨的“剿匪”實質上是內戰，雙方交鋒，隻會落得個兩敗俱傷、越剿越亂的下場。國民政府“用三年的工夫，幾十萬大兵，全國的財力去打共產黨，到如今還沒有結果”，原因何在？因為武力只是治標，政治改良方能治本。可惜，國民黨近幾年來耗用了無數的人力財力，卻隻注重治標的辦法，沒有注意到治本的方略。實際是“一方面用武力去剿共產黨，一方面卻又用政治去制造共產黨”，好像唯恐剿滅以后無事可做的樣子。況且紅軍能夠蓬勃發展，國民政府的腐敗統治難辭其咎，丁文江指出：“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所謂匪，就是武裝的共產黨。自從國民黨反共以來，對於反共的名詞，經過了幾次的變遷。最初的時候是‘清共’，以后是‘討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產黨並沒有因為國民黨對於他們改變了稱呼，就喪失了他們政黨的資格﹔更沒有因為由‘清’而‘討’而‘剿’，減少了武裝的實力。同時國民政府和政府的軍隊，卻因為改變了口號，發生了心理上的變化。‘匪’不是內亂，‘剿匪’不是內爭，名稱一變換，就可以粉飾太平，說軍政時期終了了。”為何本欲滅火，卻偏偏往火上澆油？為何本是止戰，卻戰端愈演愈烈？丁氏干脆逼問道：“然而政府何不自己反省：究竟這種政敵是誰造成的？是什麼東西造成的？”丁建議“我們不妨讓他佔據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產主義的試驗”。與丁文江觀點近似，胡適更是氣憤地指出如果老百姓“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不專注於御侮大業而與共產黨“做游戲”，這是丁、胡等人最擔憂的問題。時至國家危難關頭，“無論何黨何派，新舊左右，皆當集中目標，齊赴國難”。國共兩黨是該以和平方式經由政治途徑解決爭端的時候了。丁文江甚至指出：如果我是蔣介石，隻要國共兩黨“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我要立刻與共產黨休戰”。胡適在一次會見前來拜訪的史沫特萊時，聊及國共內戰及長征的問題，他建議“撥給共產主義者一個省去實驗他們的主張。如果証明切實可行，其它各省可以仿效”。總的來說，丁、胡等人政敵觀的背后動機，不外乎出於統一與抵御外侮的需要。在特定歷史時期，國共雙方並非“西風”與“東風”的生死搏斗，國共雙方“應把一切對人對黨派的小問題都暫時擱起，打起精神來想想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這是丁、胡諸人的共識。

外交錯誤和主導性輿論掩蓋真相，固化了一些知名學者的偏見

在國共關系問題上，在民國外交界縱橫捭闔數十年的元老級人物顧維鈞站在彼時國際背景和中日實力對比的角度，得出了與丁文江、胡適等人不同的判斷。在顧氏看來，日本推行以武力或陰謀控制中國，並從南京政府統治下分割華北的政策，蔣介石其實很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危機，但他卻先是忙於在江西省和共產黨作戰。等到共產黨於1934年10月開始被迫長征后，蔣接著又肅清該省殘余，並從南到北進行尾追。這是因為“中國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同時對付共產黨的威脅和日本的侵略。要對付日本這個外來的威脅，還需要有進行准備的時間”。雖然身在海外，顧維鈞判斷“政府的政策是以盡可能小的犧牲對日本讓步，以爭取時間，一方面徹底解決共產黨內患，一方面為對付嚴重的勢不可免的日本外來侵略作准備”。顧維鈞還揭示出另一層鮮為人知的外交背景，即“日本外相廣田的所謂對話三原則之一是要中國與日本協商合作，來防止共產主義的蔓延，尤其是在華北地區。這一點，在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是可以接受的”。從某種角度上講，顧維鈞的看法代表了當時不少外交官的傾向，這又與長期從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蔣廷黻之意見，頗為氣味相投。

單就當時整個國統區的輿論環境而言，所有刊物都幾乎一邊倒地對紅軍的長征進行口誅筆伐。且不論國民黨直接操控的報刊，即使以“罵”國民黨著稱的《大公報》，其文章也大都稱共產黨為“匪”。比如，有的文章把戰爭所帶來的災難完全推在共產黨身上，“夫贛湘年來匪禍之重大，可謂極空前未有之犧牲，人民因種種關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數計，而生者之困苦，亦復無可形容……抑人所痛惡者，赤匪也”﹔有的對國民黨“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當局治匪，亟需遠矚高瞻，勿僅專重贛閩，而當統籌川黔”﹔有的則希望國民黨把中共徹底消滅，不能對長征中的紅軍有絲毫的心慈手軟。正是由於對紅軍長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極不對稱，就連對共產黨表示同情的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因無法了解中共活動的真實情況，也往往被一些失實的報道所誤導，產生很強烈的隔膜感。

由此可見，當時紅軍在輿論上是面臨巨大壓力的，這在國統區體現得尤為明顯，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紅軍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多麼險惡。

中國未來走向獨立富強的希望，必須將中國共產黨考慮在內

當然，一直認同中國共產黨理念的左翼知識分子們，對紅軍長征的態度則是另一番景象。不妨以魯迅為例。他與紅軍的淵源甚深。早在1932年，紅軍將領陳賡因傷到上海治療，和魯迅作過一次為時甚久的促膝相談。魯迅從陳賡處了解了紅軍的情況，並得到陳賡親手畫的紅軍作戰形勢草圖。據說，魯迅曾計劃寫一部《鐵流》式的反映紅軍英勇斗爭的長篇小說，由於當時種種條件的限制而未實現。紅軍抗日先遣隊總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獄后，魯迅冒著生命危險替他保存、轉送了他在獄中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獄中紀實》《可愛的中國》等文章。

到了1935年底，魯迅從外國友人史沫特萊處得知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緊密關注紅軍長征動向的魯迅自然欣喜萬分，在史沫特萊建議下，病榻上的魯迅與來訪的茅盾商議聯名發一份電報給紅軍，祝賀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勝利。據茅盾事后回憶：“一九三六年春節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魯迅家中。告辭時，魯迅送我下樓。走到樓梯中央，魯迅忽然站住對我說：‘史沫特萊告訴我，紅軍長征已抵達陝北，她建議我們給中共中央拍一份賀電，祝賀勝利。’我也停住腳步道：‘好呀!’魯迅繼續往下走，又說：‘電文不用長，簡短的幾句就行了。’我點著頭，轉念又問道：‘可是電報怎樣發出去呢？’魯迅說：‘交給史沫特萊，她總有辦法發出去的。’”

最終，魯迅和茅盾經過商量，由魯迅起草，兩人共同署名。這封電報委托史沫特萊通過第三國際從法國轉發到陝北。電報內容如下：

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經歷了兩年，轉戰十四個省，歷經曲折反復，戰勝重重險阻，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終成了“燎原之勢”,把山溝裡的共和國馱到了延安。這一歷史壯舉不僅使得左翼知識分子及愛國青年們備受鼓舞，也以實際行動改變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1937年5月，周恩來親自給胡適寫信，闡明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旨，“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徹底合作、一致對外,想為先生所贊同也”。對於中共的這一表示,胡適很快做出了積極回應,他在發表討論文章的編輯后記中說：“周先生那篇文字裡有一些主張至今還是值得討論的……這是周君文中所謂‘陝甘寧蘇區改成邊區后’我們第一次公開的和平的討論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一個政治主張。我們希望這樣開始的爭論新風氣能得著全國輿論界的同情和贊許。”可見其對共產黨看法的明顯轉變。

其實，透過當時輿論界對紅軍長征的不同看法甚至交鋒，其間思想傾向的分化與衍變，已大致清晰。長征的偉大勝利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提出，促使國統區的知識精英們深刻認識到：中國未來走向獨立富強的希望，必須將中國共產黨考慮在內。“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以及其背后所蘊含的“長征精神”，早在這一壯舉結束的那一刻起，便深深地寫進每個中國人的心中。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文史部、中央黨校黨史部、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