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來紅軍長征研究新進展新認識

在紅軍長征中，《紅星》報是黨中央、中革軍委的唯一報紙，其地位相當於長征中黨中央、中革軍委的機關報，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當時唯一以公開文字記錄紅軍長征的原始資料，許多報道鮮為人知，對於研究紅軍長征史，具有無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季禮供圖）

80多年前的紅軍長征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的大事件，影響深遠而廣泛，自出現起就備受關注，學界對長征的研究也從未中斷過。近十年來，長征受到持續關注，在廣度和厚度上都取得積極進展，迄今已出版專著100多部，如《紅軍長征史》、《長征檔案》、《長征回憶錄》、《歷史的決策：長征重要會議》等，發表論文、紀念文章數千篇。

學者對長征出發標志有不同認識

關於中央紅軍長征的出發地，主要有三種觀點：一種認為是瑞金﹔一種認為是於都﹔一種認為是有多處，包括瑞金、於都、寧化、長汀等。分歧的焦點在於對長征出發標志的不同認識。劉良認為，必須區別長征出發地、集結地和突圍地三個不同的概念，1934年10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的第五號命令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的顯著標志﹔中央第一、第二縱隊的長征出發地是瑞金﹔各軍團撤離戰場開始出發的地點分別是興國和石城﹔於都是紅軍長征途經的第二個集結地。黃鵬生從軍事出征的共性特征，即集中與出發相統一、整體與部分相區別、時間與地點相一致、以隊伍集中后開始行動為出發標志等方面進行分析，論証了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是於都，出發的時間是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

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點的選擇，主要有“五次說”、“六次說”和“八次說”

近十年來，有關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點的選擇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五次說”、“六次說”和“八次說”。徐佔權等人的《准備·密電·落腳點——〈紅軍長征文獻〉編纂札記》考察長征中的電報后指出，中央紅軍長征落腳點選擇有五次：湘西——黎平轉兵，創建川黔邊蘇區——北渡長江，創建川西或川西北蘇區——繼續北上，創建川陝甘蘇區——落腳陝北。但“五次說”並不多見，更多人持“六次說”和“八次說”的觀點。

李冰梅、傅廣華的《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最終確定及其戰略意義》、肖居孝的《紅軍長征落腳點的六次選擇》、張國育的《弘揚長征精神履行歷史使命——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專家學者訪談錄》、黃星的《紅軍六選落腳點——究竟走向何處？》等文都認為紅軍長征落腳點選擇變化依次為：湘西——川黔邊——川西或川西北——川陝甘——中蒙、中蘇邊境（或接近蘇聯）——陝北。

落腳點“八次說”更為流行。徐世強的《艱難的選擇：長征時中央紅軍曾八次改變落腳點》、馬昌法《長征途中中央紅軍八選根據地內幕》、饒彥久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演變》等文則指出紅軍長征落腳點選擇變化次序基本是：湘西——川黔邊（或川黔）——川西或川西北（或川滇黔邊）——川滇黔邊 （或黔北）——川西 （或川西北）——川陝甘——蘇聯邊界——陝北。

紅軍最后落腳陝北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完全偶然

紅軍最后落腳陝北也引起了較大關注。流行的觀點是這種選擇有一定的偶然性，長征到哈達鋪時，中央領導人從一張報紙上得知陝北有紅軍和根據地，於是決定去陝北。近年來的研究則更強調這種選擇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而非完全偶然。李冰梅、傅廣華的《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最終確定及其戰略意義》分析了紅軍選擇陝北落腳的客觀必然性，即陝北有塊不小的革命根據地、正規的紅軍武裝及有利的地理環境和良好的群眾基礎。朱志清的《地理環境與紅軍長征落腳陝北》指出，西北地區和陝北根據地的地理位置、資源條件及分布結構等因素是中央作出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之一，佐証了上文的結論。

長征期間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是何時中斷電訊聯系的

長征期間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中斷了電訊聯系，至於具體什麼時候中斷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說是1934年9月，也有學者認為是1934年6月。王新生的《紅軍長征前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考述》依托近幾年俄羅斯方面公布的檔案資料考証指出，從1934年10月7日至10日左右，上海的三部電台全部被破壞，而恰在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由瑞金出發，向於都集結，未帶原先能夠收到共產國際電報的電台。從這時起，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和上海中央局同時中斷了電訊聯系，1934年9月和1934年6月兩種說法都不確切。

有學者對“長征”等概念的由來做了新探討

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長征”、“二萬五千裡長征”等概念的由來，但隨著研究的推進，有些學者對以往既定的認知提出了質疑。

學界較為普遍地認為，1935年5月中共中央長征過四川冕寧一帶時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首次使用了“長征”的提法。但張小靈的《紅軍“長征”稱謂使用新說》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文章認為，1934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報告時，把1934年夏紅七軍團北上和紅六軍團西征稱為“長征”，這才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長征”概念。1935年2月轉戰遵義時，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長征”這個稱謂。

關於“二萬五千裡長征”的由來，王作化、王晉陽的《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說法是怎麼來的？》提出，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路程只是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行程，並不是所有紅軍的長征路程，其他紅軍部隊有的長征路程並沒有達到二萬五千裡，有的紅軍部隊又遠遠超過了二萬五千裡。

長征中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有兩個重要指標

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長征中毛澤東是如何走向決策中心的。楊炳章的《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就是此方面論著的代表。該書採取一套新型的理論模式，從“革命理想”到“政治現實”，即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逐步政治化的過程，來解釋中共政治策略和權力結構的演變。這一轉變與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同步發生，正是此種轉變提供了主觀精神的力量，加以外部因素的結合，使共產黨人獲得了最終的勝利。

劉志兵、高曉的《從軍事到政治：長征中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確立的歷史軌跡》也有相似的結論。該文首先界定了判斷長征中毛澤東領導核心地位確立的兩個重要指標：一是毛澤東在黨和紅軍領導工作中是否發揮了主導作用﹔二是毛澤東的思想和主張是否在黨和紅軍中居於指導地位。據此梳理出長征中毛澤東領導核心確立的歷史軌跡：在通道、黎平、猴場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並被採納﹔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一系列正確戰略戰術被肯定﹔在決定黨和紅軍戰略方針、指揮重大戰役戰斗、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等方面，毛澤東發揮了主導作用。

周恩來之於長征的貢獻不言而喻

郭秋琴的《周恩來對紅軍反“圍剿”、長征勝利的卓越貢獻》將周恩來對長征貢獻歸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周恩來為長征做了許多准備工作，為黨和紅軍保護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大批領導骨干。長征初期，周恩來與李德等人作堅決斗爭，作出了紅軍轉兵貴州的決定，並對遵義會議的圓滿成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勝利會師后，周恩來堅決主張北上，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傾向作斗爭。與郭秋琴的宏觀考察不同的是，彪曉紅、楊飛的《周恩來與紅二十五軍長征》則從微觀視角入手，以紅二十五軍為考察對象，指出周恩來的指示堅定了紅二十五軍長征的決心、明確了長征的方向和目的、支持了紅二十五軍有關長征決策的制定。

長征人物研究不再局限於宏觀概括，而是從細處著眼，以小見大

張聞天在長征中的作用逐漸得到學界的重視。程中原的《毛洛合作與長征勝利》從領導層面對此問題做了宏觀和系統的闡釋。該書著重敘述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相互配合、領導紅軍長征勝利的整個歷程，還原了張聞天在長征中的歷史作用和重要地位。相較於程中原的宏觀考察，一些論文則從具體問題入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

關於陳雲和長征，何立波的《陳雲1935年關於紅軍長征文獻的形成、發現及其價值》主要依據陳雲在莫斯科遺存的三份講述長征的文獻——《隨軍西行見聞錄》、《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解讀了陳雲對宣傳長征的貢獻。羅燕明的《從傳奇到真相：陳雲1935年在莫斯科的報告糾正了共產國際對長征的認識》指出，正是陳雲的這三個文獻轉變了共產國際對長征的認識，從以前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差距的浪漫認識轉變為接近真實的認知。

以往涉及長征時期鄧小平的研究多散落於鄧小平的傳記、自述或戰友、女兒的回憶錄中，幾乎都採用了歷史敘述的方式去敘述鄧小平的歷史貢獻，而未能系統深入去探討鄧小平在長征時期的貢獻。黃遠聲的《長征時期鄧小平的歷史貢獻探析》對此進行了嘗試，指出作為長征親歷者的鄧小平，在長征期間對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群眾、政治教育等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大眾化，對長征最終取得勝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此外，彭德懷、李先念、賈拓夫等人在長征中的貢獻也逐漸得到挖掘。相關人物研究不再局限於宏觀概括，而是從細處著眼，還原某個具體史實中人物的作用和貢獻，以小見大，具有越做越細、越具體的趨勢。

從紅軍長征階段劃分切入闡述俄界會議的重要意義

這幾年關於俄界會議的研究逐漸增多。現有的研究較為一致地肯定了俄界會議揭批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價值，指出俄界會議挽救了危局，對於保証黨中央北上方針的貫徹實施有重大意義。

相較於對俄界會議意義的宏觀描述，秦生從紅軍長征階段劃分切入闡述了俄界會議的重要意義。石仲泉曾將紅軍長征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從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前﹔第二階段為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至1935年6月兩河口會議前﹔第三階段為從1935年6月兩河口會議至9月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前﹔第四階段為中央紅軍從1935年9月到哈達鋪至12月瓦窯堡會議前﹔第五階段為從1935年12月中央瓦窯堡會議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陝甘寧會師。 在第三階段和第四階段的劃分上，秦生的《關於中央政治局俄界會議定位與長征階段劃分的商榷》一文則認為，石仲泉的劃分割裂了事物發展的有機聯系，以哈達鋪為界劃分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是缺乏代表性的，因為中央紅軍單獨北上后，黨中央改變了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制定的川陝甘計劃，經過了俄界會議提出新的方針、哈達鋪明確前進方向、榜羅鎮會議確定落腳點的過程，完成了“長征的落腳點”新戰略方針的制定，這樣一個決策過程是漸進發展、有機聯系的整體，因此以俄界會議為界劃分更為科學合理。石仲泉和秦生見解出現分歧源於二人對俄界會議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定位。

通道會議是確定“策略轉兵”的開始，黎平會議則是實現“戰略轉兵”的標志

關於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改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向貴州進軍的戰略轉兵，學術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通道轉兵，即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接受了毛澤東提出的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立即轉兵向西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去開辟新根據地的主張，命令中央紅軍西進貴州，實行戰略轉兵﹔另一種觀點是黎平轉兵，認為中央紅軍從根本上實行戰略轉兵，是由黎平會議決定的。

曾景忠撰寫的《通道會議研究》一文，利用大量文電材料，對通道會議的背景、內容、性質和作用作了全面考証，認為“飛行會議”即為通道會議，是12月11日夜在通道縣的流源舉行的，會議既不是軍委擴大會，也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籠統稱為中央臨時會議未嘗不可，但更像“三人團”擴大會議。文章指出，通道會議沒有實現轉兵，不僅因為沒有最后放棄中央紅軍去湘西的打算，而且具體進軍方向也沒有轉換變動，而是繼續了過湘江后確定的沿湘桂邊西進的部署。但會議決定接受毛澤東西進貴州的主張仍有重大意義。上述考証是確鑿的，評價是中肯的。曾長秋撰文《長征初期湘桂黔邊“轉兵”問題之我見》指出：通道會議是確定“策略轉兵”的開始，而黎平會議則是實現“戰略轉兵”的標志，轉兵是一個過程，而且是遵義會議召開必不可少的前提。

巴西會議會址並非在巴西鄉，而是在阿西與牙弄之間的阿西茸鄉

1935年9月9日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巴西會議，糾正了黨內錯誤的軍事路線，化解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此重要的會議，究竟在何處召開？各種黨史材料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孫果達的《紅軍長征中巴西會議會址新考》通過相關的回憶錄及長征中的電報指出，巴西會議會址並非在巴西鄉，而是在阿西與牙弄之間的阿西茸鄉。

從社會史和地方史層面擴大了長征研究領域

長征途經十余個省份，給當地社會帶來了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變遷，因此將視線下移，從社會史和地方史層面考察長征不失為一個好視角。裴恆濤的《社會變遷視閾下的紅軍長征與貴州社會》從政治、軍事、民間信仰、民族關系及思想文化層面考察了紅軍長征給貴州帶來的變化，是運用社會史與地方史研究方法推進長征研究的重要嘗試。除此，王映泰的《紅軍長征在天水》、楊軍的《長征·雲南》、張紅梅的《紅軍長征在隴原》、庾新順的《紅軍長征過廣西紀實》、劉廣明的《五嶺逶迤騰細浪：紅軍長征在郴州》、崔乾志的《紅色記憶：紅軍長征在四土》、馬正文和司玉國的《將台堡會師》、朱惠芳的《紅軍長征在汝城》、袁澤光的《中央紅軍過仁懷》、何飆的《紅軍長征走過的大草原——紅原》、周忠瑜和楊發玉的《紅軍長征在班瑪》等論著也將地方史研究方法運用於長征研究中，擴大了研究領域。

長征研究的新特點：新領域、新方法、細節化

近十年長征研究表現出領域有新拓展、運用新方法、更加注重細節等特點，這也為將來的長征研究提示了方向和可能性空間。

一是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一些尚未得到重視或重視不夠的議題逐漸進入研究視野，比如長征期間的“密電問題”、西路軍問題、擴紅問題等，但大多研究史料不夠充分，新意不多。隨著紅軍回憶錄的大量面市與重版，會有更多的人關注這些尚待深入研究的議題，也會產生越來越多優秀的論著。

二是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彰顯了長征研究的廣闊空間。近十年來，地方史、社會史、概念史等研究范式逐漸加入長征研究中，民族宗教等問題因為加入了地方元素也呈現出新的生命力。利用逐漸呈現的地方史料等資料，運用社會史、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揭示長征對所過之處帶來的社會變遷，無疑是將來長征研究一個重要的生長點。

三是細節化研究是長征研究的重要新動向。近十年研究表明，會議、決策、人物的研究仍然是長征研究的重點，相較於以往，這方面研究越來越注重細節的梳理與考証。考察長征落腳點的選擇、從領導權力變遷及決策層面去考察遵義會議、還原四渡赤水種種細節等都體現了細節化研究傾向。以往的長征人物研究習慣宏觀考察與評述，但近十年學者們更注重微觀研究，就某一具體史實入手，推進相關人物研究。相關研究推出了一些新結論，澄清了一些爭議，但同時也展現了新的疑點與爭論。

（作者分別為中央黨校黨史部副教授、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研究生）